坐等扶贫干部主动上门、靠着底线政策苦捱、别人有的待遇一样不能少……基层扶贫干部告诉记者，少数自身具备脱贫条件却拒不主动脱贫的人令基层扶贫工作“伤透脑筋”。

“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的现象并不鲜见。“村里有两个年轻单身汉，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却连自己的茶园都荒着，基本不搞生产，得一天过一天，坐等当五保户。我们曾多次前去做工作，可他们就是不行动。”湖北省鹤峰县一位驻村工作队队长说，有些贫困户产生了“日子过不下去有国家兜底”的心态。

“有个贫困户，40多岁，身体健康，因为好吃懒做，老婆跑了。以前还种点地养活自己，现在家里的七八亩旱地干脆不种了，等着救济。我们上午9点去他家，还没有起床。”山西省一名扶贫干部说，一些贫困户以前就懒散馋，不愿意劳动，现在一没有生活来源就去找政府，给基层扶贫工作带来“破窗效应”，其他贫困户甚至受到这些“懒汉”的影响。

鄂西山区一位退休的县委书记说，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有少数老百姓出现了这样的心态：“我是穷人我怕谁！”“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谁！”少数贫困户对上门帮扶的干部很麻木，认为脱贫是干部们的事，与自己无关。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目前的贫困人口中，除了一部分确因身体等原因无法自己脱贫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贫困户属于主观上缺乏脱贫动力的“精神贫困”，把贫困归咎于外因，一味“等靠要”。这种现象在短时间内难以扭转。

“一些地区甚至还形成一种文化，认为牺牲休闲时间去获得收入是很傻的事情，打打麻将、喝喝小酒的日子才是好日子。如果政府给他们扶贫救助，他们就正好借机减少劳动，扶贫变成了‘养懒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

“评上贫困有本事，一让脱贫就不干”，在一些贫困地区，有人不仅等靠要，还不愿脱贫摘帽。“有一户贫困户，我们去更新一下牌子，却死活不让我们换。”贵州省石阡县大沙坝乡余家寨村一位扶贫干部说，这户人家看到就要脱贫了，便坚决不同意。

为了“不摘帽”，一些贫困户不惜隐瞒扶贫成果。有第三方评估来村里调查脱贫成果时，村民故意不说实话，隐瞒收入，怕一旦脱了贫无法再继续享受政策。“但是这样对于扶贫干部们很不公平，明明工作有成效，却无法被统计上，考核的时候还要被认定为不称职，很冤枉。”一位扶贫干部诉苦。

此外，少数人见不得别人受帮扶。“凭什么他家吃低保，我家不能吃？”不仅自身缺乏脱贫主动性，甚至为了获得帮扶争风吃醋。辽宁丹东一位基层扶贫干部介绍，在给贫困户改造房屋时，他们选择了一个居住状况最差的贫困户先行帮扶，翻盖住房。但没想到，村里其他贫困户看到后，都要求扶贫干部也为自己建房，标准差一点都不行。“我们没办法挨家挨户都翻盖，只能紧着最需要的先来，但是贫困户一窝蜂围上来，让我们左右为难。”这位扶贫干部说。

“一些贫困户逢年过节就找包保干部要东西，别人没有的我也得有，我是贫困户就得多给点，甚至还要挟扶贫干部‘我对你满不满意要看你的表现’。”山西一位扶贫干部说，扶贫先扶志，但现在一些贫困地区群众的“志”欠账太多，仅靠产业扶贫、资金扶贫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贫困生态”。

从内因看，主要是贫困群众自身条件较差；外部因素上，拼搏奋斗、向上向善的精神文化源泉始终无法滋养到一些贫困地区，导致这些地区形成了封闭落后的思想闭环。另外，一些扶贫措施不对症、风险高，也会引发贫困群众的反感甚至抵触。

国家电网湖北省鹤峰县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队长田永明说，他们驻村帮扶的走马镇李桥村造血功能弱，贫困户看不到通过发展产业致富的希望，导致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有些贫困户由于身上背着长期积累的债务，没有胆量参与产业扶贫，生怕失败，“宁可穷着”。

“思想文化建设的主导地位没有在农村树立起来，导致一些群众缺乏感恩之心，与现代公民的要求相距很远。”湖北省恩施市崔家坝镇党委书记钟迎松认为，当前农村文化、农民教育培训等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短板，部分地区的基层党建工作流于形式，尤其对贫困党员等缺乏有效引导。

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脱贫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鑫认为，一些地区金钱至上的理念不断侵蚀传统思想基础，以前农村相对封闭，百姓比较淳朴，现在传统道德约束力减小，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逐渐淡漠，久而久之部分贫困群众便只想“获得”、不讲付出，只求利益、不思进取。

贺雪峰分析，在个别地方，一些资源直接下乡让“懒汉”“混混”反成了乡村“舞台”的中心人物，客观上造成了奖励懒惰、忽视勤劳，这对村庄传统价值观与秩序冲击很大。“当前农村扶贫中，对贫困户有着各种照顾，一旦被评为贫困户，就能享受各种政策。”贺雪峰认为，这是部分地区“比穷不比富”的精神根源之一。

村民想养鸡，偏偏送鸭苗；村里土地适合种地，非要搞苗木种植；明明市场上已经量大价低，还要上马大型种养项目。一些地方在扶贫工作中出现的资源错配问题不容忽视，这让困难群众看不到真正的脱贫希望，因此不愿参与甚至唱反调。

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没有科学设计短期与长期并重的扶贫体系，要么只看重眼前利益，要么只顾着放长线钓大鱼，三五年才能见效的项目村民根本等不起。“我们常听到鸡苗、扶贫羊被杀了吃等笑料，其实冷静思考，在某种情况下这才是农民最理性的选择。”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教授孙兆霞说。

贵州大学教授曾芸认为，资源错配是扶贫中最大的困境。正是因为观念和措施方向错了，与贫困群众的期待和习惯背道而驰，所以一些扶贫干部每天白加黑地工作，国家投入了那么多钱，可贫困户根本不说一句感谢话，还不断上访。

“精神贫困”最突出的根源，是扶贫的方式和手段没有精准面对实际矛盾，注重项目的名头而忽视了实际效果，贫困群众的失望情绪掩盖了对脱贫的向往。

面对当前的困境，最应该做的就是从思想根源上斩断“穷根”，不仅要为贫困群众营造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氛围，更要厚植贫困地区精神文化沃土，精准对接贫困群众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在加强政策宣传之外，引导贫困村树立良好新风，建立符合脱贫需求的乡规民约，让贫困户“富脑袋”。

基层干部转变思想，躬下身子“真扶贫”是改变贫困群众思想的第一步。山西省民政厅基政处副处长王文广认为，只有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们的困难和想法才愿意跟你说。

贺雪峰认为，需要大力开展文化扶贫，让农民尤其是儿童接受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脱贫攻坚的老少边穷地区往往是我国文化贫困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扶贫不应只从经济上着手，更要从文化教育上着手。

营造公平正义的文化氛围是破解盲目攀比等不良倾向的重要对策。建立公开、透明的帮扶工作环境，推动扶贫账目公开、流程公开，能够避免一些贫困群众“抓小辫子”，强化资金使用的效果和过程监督，保证扶贫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激发内生动力，是告别贫困的根本性措施。山西省晋中市扶贫办副主任路辰正介绍，他帮扶的贫困村“两委”班子调整后，新当选的干部积极谋划产业，村子2016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实现了整村脱贫。

创新产业扶贫机制，对接“真需求”，以扶贫“参与感”带动脱贫“获得感”，才能避免贫困群众等待观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刚认为，扶贫资源的配给应从供给主导型转为需求主导型，如尊重贫困户的发展意愿，推行私人定制等菜单式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