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最硬骨头”:“我是穷人我怕谁!”

  随着脱贫工作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记者在湖北、贵州、吉林、山西等地走访时发现,部分地区贫困户中存在较为突出的“等靠要”思想,不配合脱贫甚至抗拒脱贫的现象难以根除。“精神贫困”正成为脱贫攻坚路上难过的坎、难爬的坡。

“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


坐等扶贫干部主动上门、靠着底线政策苦捱、别人有的待遇一样不能少……基层扶贫干部告诉记者,少数自身具备脱贫条件却拒不主动脱贫的人令基层扶贫工作“伤透脑筋”。


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的现象并不鲜见。“村里有两个年轻单身汉,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却连自己的茶园都荒着,基本不搞生产,得一天过一天,坐等当五保户。我们曾多次前去做工作,可他们就是不行动。”湖北省鹤峰县一位驻村工作队队长说,有些贫困户产生了“日子过不下去有国家兜底”的心态。


有个贫困户,40多岁,身体健康,因为好吃懒做,老婆跑了。以前还种点地养活自己,现在家里的七八亩旱地干脆不种了,等着救济。我们上午9点去他家,还没有起床。”山西省一名扶贫干部说,一些贫困户以前就懒散馋,不愿意劳动,现在一没有生活来源就去找政府,给基层扶贫工作带来“破窗效应”,其他贫困户甚至受到这些“懒汉”的影响。


鄂西山区一位退休的县委书记说,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有少数老百姓出现了这样的心态:“我是穷人我怕谁!”“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谁!”少数贫困户对上门帮扶的干部很麻木,认为脱贫是干部们的事,与自己无关。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目前的贫困人口中,除了一部分确因身体等原因无法自己脱贫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贫困户属于主观上缺乏脱贫动力的“精神贫困”,把贫困归咎于外因,一味“等靠要”。这种现象在短时间内难以扭转。


一些地区甚至还形成一种文化,认为牺牲休闲时间去获得收入是很傻的事情,打打麻将、喝喝小酒的日子才是好日子。如果政府给他们扶贫救助,他们就正好借机减少劳动,扶贫变成了‘养懒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


“贫困老赖”为帮扶争风吃醋


评上贫困有本事,一让脱贫就不干”,在一些贫困地区,有人不仅等靠要,还不愿脱贫摘帽。“有一户贫困户,我们去更新一下牌子,却死活不让我们换。”贵州省石阡县大沙坝乡余家寨村一位扶贫干部说,这户人家看到就要脱贫了,便坚决不同意。


为了“不摘帽”,一些贫困户不惜隐瞒扶贫成果。有第三方评估来村里调查脱贫成果时,村民故意不说实话,隐瞒收入,怕一旦脱了贫无法再继续享受政策。“但是这样对于扶贫干部们很不公平,明明工作有成效,却无法被统计上,考核的时候还要被认定为不称职,很冤枉。”一位扶贫干部诉苦。


此外,少数人见不得别人受帮扶。“凭什么他家吃低保,我家不能吃?”不仅自身缺乏脱贫主动性,甚至为了获得帮扶争风吃醋。辽宁丹东一位基层扶贫干部介绍,在给贫困户改造房屋时,他们选择了一个居住状况最差的贫困户先行帮扶,翻盖住房。但没想到,村里其他贫困户看到后,都要求扶贫干部也为自己建房,标准差一点都不行。“我们没办法挨家挨户都翻盖,只能紧着最需要的先来,但是贫困户一窝蜂围上来,让我们左右为难。”这位扶贫干部说。


一些贫困户逢年过节就找包保干部要东西,别人没有的我也得有,我是贫困户就得多给点,甚至还要挟扶贫干部‘我对你满不满意要看你的表现’。”山西一位扶贫干部说,扶贫先扶志,但现在一些贫困地区群众的“志”欠账太多,仅靠产业扶贫、资金扶贫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贫困生态”。


“精神穷根”从哪来?


从内因看,主要是贫困群众自身条件较差;外部因素上,拼搏奋斗、向上向善的精神文化源泉始终无法滋养到一些贫困地区,导致这些地区形成了封闭落后的思想闭环。另外,一些扶贫措施不对症、风险高,也会引发贫困群众的反感甚至抵触。


1
——缺动力,长期深度贫困令少数群众失去脱贫主动性。


国家电网湖北省鹤峰县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队长田永明说,他们驻村帮扶的走马镇李桥村造血功能弱,贫困户看不到通过发展产业致富的希望,导致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有些贫困户由于身上背着长期积累的债务,没有胆量参与产业扶贫,生怕失败,“宁可穷着”


2
——缺“营养”,一些贫困地区成精神文化荒漠。


“思想文化建设的主导地位没有在农村树立起来,导致一些群众缺乏感恩之心,与现代公民的要求相距很远。”湖北省恩施市崔家坝镇党委书记钟迎松认为,当前农村文化、农民教育培训等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短板,部分地区的基层党建工作流于形式,尤其对贫困党员等缺乏有效引导。


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脱贫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鑫认为,一些地区金钱至上的理念不断侵蚀传统思想基础,以前农村相对封闭,百姓比较淳朴,现在传统道德约束力减小,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逐渐淡漠,久而久之部分贫困群众便只想“获得”、不讲付出,只求利益、不思进取。


贺雪峰分析,在个别地方,一些资源直接下乡让“懒汉”“混混”反成了乡村“舞台”的中心人物,客观上造成了奖励懒惰、忽视勤劳,这对村庄传统价值观与秩序冲击很大。“当前农村扶贫中,对贫困户有着各种照顾,一旦被评为贫困户,就能享受各种政策。”贺雪峰认为,这是部分地区“比穷不比富”的精神根源之一。


3
——缺信心,“错配”扶贫引风险影响积极性。


村民想养鸡,偏偏送鸭苗;村里土地适合种地,非要搞苗木种植;明明市场上已经量大价低,还要上马大型种养项目。一些地方在扶贫工作中出现的资源错配问题不容忽视,这让困难群众看不到真正的脱贫希望,因此不愿参与甚至唱反调。


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没有科学设计短期与长期并重的扶贫体系,要么只看重眼前利益,要么只顾着放长线钓大鱼,三五年才能见效的项目村民根本等不起。“我们常听到鸡苗、扶贫羊被杀了吃等笑料,其实冷静思考,在某种情况下这才是农民最理性的选择。”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教授孙兆霞说。


贵州大学教授曾芸认为,资源错配是扶贫中最大的困境。正是因为观念和措施方向错了,与贫困群众的期待和习惯背道而驰,所以一些扶贫干部每天白加黑地工作国家投入了那么多钱,可贫困户根本不说一句感谢话,还不断上访


脱贫攻坚新课题:
物质贫困、精神贫困双扶持


“精神贫困”最突出的根源,是扶贫的方式和手段没有精准面对实际矛盾,注重项目的名头而忽视了实际效果,贫困群众的失望情绪掩盖了对脱贫的向往。


面对当前的困境,最应该做的就是从思想根源上斩断“穷根”,不仅要为贫困群众营造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氛围,更要厚植贫困地区精神文化沃土,精准对接贫困群众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在加强政策宣传之外,引导贫困村树立良好新风,建立符合脱贫需求的乡规民约,让贫困户“富脑袋”。


基层干部转变思想,躬下身子“真扶贫”是改变贫困群众思想的第一步。山西省民政厅基政处副处长王文广认为,只有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们的困难和想法才愿意跟你说。


贺雪峰认为,需要大力开展文化扶贫,让农民尤其是儿童接受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脱贫攻坚的老少边穷地区往往是我国文化贫困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扶贫不应只从经济上着手,更要从文化教育上着手。


营造公平正义的文化氛围是破解盲目攀比等不良倾向的重要对策。建立公开、透明的帮扶工作环境,推动扶贫账目公开、流程公开,能够避免一些贫困群众“抓小辫子”,强化资金使用的效果和过程监督,保证扶贫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激发内生动力,是告别贫困的根本性措施。山西省晋中市扶贫办副主任路辰正介绍,他帮扶的贫困村“两委”班子调整后,新当选的干部积极谋划产业,村子2016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实现了整村脱贫。


创新产业扶贫机制,对接“真需求”,以扶贫“参与感”带动脱贫“获得感”,才能避免贫困群众等待观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刚认为,扶贫资源的配给应从供给主导型转为需求主导型,如尊重贫困户的发展意愿,推行私人定制等菜单式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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