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记者曾于 2006 年对田家炳先生进行独家专访，现以此文纪念田家炳先生：

130 所中学、80 余所大学、40 多所小学，都受过他的捐赠，不是捐钱最多，但是把自己总资产的 80％都用于慈善事业的，在中国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田家炳。

24 年前，田家炳成立“田家炳基金会”，迄今为止，他已累计捐资 10 亿多港元用于中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 90％。

近日，田家炳来到广东参加第三届全国田家炳中学校长论坛。满头鹤发，耄耋之年但见精神矍铄。“我的学历低，今天与诸位谈教育，实在惭愧。但是，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是我毕生希望所在。中学教育是兴学育才的基础，而校长是全校的掌舵者，实在有望诸位努力。”

说完，时年已是 88 岁高龄的老人，向着全场的中学校长们深深鞠了一躬，坚持不要别人搀扶，一步步地走下主席台。

捐赠中小学，是因为“利润回报 ”比较高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田家炳就以捐办公益为业：1982 年，他捐出价值 10 多亿元的 4 栋工业大厦，成立纯公益性质的“田家炳基金会”，将每年几千万元的租金收入用于公益；1984 年，他将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经营，自己成为职业慈善家。

记者 ( 以下简称“记”)：慈善捐助中，您为什么钟情教育事业？

田家炳 ( 以下简称“田” )：我 16 岁时父亲就去世，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我刚刚读到初二，就只能忍痛辍学，接手父亲的砖瓦窑生意。小时候没读多少书，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后来在印尼生活了 20 多年，也走过欧洲一些国家，发现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的素质都很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的发达。

正是有了这些经历，我能深深地体会到教育对个人的成长和创业，对国家的发达兴旺有多重要。13 亿人口是中国的一个大“包袱”，怎么把这个“包袱 ”变成财富？我认为就是办好教育！

记：与其他慈善家不同，您资助的重点在中国内地的中小学，您似乎有一种基础教育情结。

田：要教育办好，首先是基础教育要办好。基础教育是最基本的，如果搞不好，北大、清华这些好的高校就不可能有好的生源。而且，大学并不是谁都能够念的，但有了中小学，每一个学生就都能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

受基础教育的孩子比例比受高等教育的要高，换句话说，投入的捐赠所产生的效应可能更大，“回报率”更高。内地基础教育也极需发展，这也是我重点捐助内地的原因。特别是山区的穷孩子，我希望看到他们可以在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

同是 100 万元捐款，如用在内地，其发挥的成效可能比用在香港大几倍，因此基金会 90％的捐款都用在内地。虽然基金会是在香港注册的，依例捐助内地要缴税，但我不计较税务得失。

我最乐意到内地经济较差、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去捐款。甚至有时觉得，能在各地看到冠以自己名字的中学，看到那么多的孩子能因此而有书可读，感觉会是毕生最大寄托。

卖掉“花园式豪宅”，住出租屋

在自己的孩子还睡着拥挤的上下铺时，田家炳就开始关心别人孩子的生活。1959 年，他担任香港新界最大慈善机构博爱医院的总理；1965 年，他又出任香港华人最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总理，参与推动社会福利工作。

记：听说，2001 年香港“金融风暴” 后，您为了多捐助内地建学校，甚至宁愿把自己原本居住了 37 年的“花园式豪宅”卖掉，与夫人一起搬去住出租屋。

田：经历了香港金融风暴，基金会的收入大大减少，手上能周转的资金又少，但已经答应了别人的申请，有了承诺就要做到，于是我就下决心把房子卖掉助学。当时，我有 20 多个子孙在香港，子女们不同意我卖别墅，但他们都成家立业了，我和太太要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呢？而且，别墅卖的钱可以捐助 20 间学校，我也尽了绵薄之力了，很开心！

最终他们拗不过我，我成功把房子卖掉了 ( 笑 ) 。按照当时香港的房价，那房子的价钱可能超过 1.2 亿港币，但是为了尽快换成现金，我把价格降到了 5300 万元。后来买方给了我 5600 万元，他挺感动我做的事，就加了 300 万 ( 笑 ) 。

记：后来还向银行贷款？

田：2003 年，香港特区政府出台一项政策，说是凡是得到民间资助的大学，都可以得到政府的等额资金支持。我当时就很兴奋，虽然那时候基金会已经超支，但还是向银行贷款了六百万元港币，资助香港理工大学和城市大学。

记：有香港媒体报道说您“越捐越过瘾”，会不会担心自己捐助上瘾，却无能力负担？

田：其实，这很平常啊。当时手头现金不足，就向银行寻求帮助，就像做生意一样正常，只是多了些利息负担，算不了什么。

记：几十年来，您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捐资兴建了 1000 多个项目，捐资数目高达 10 多亿元，捐出了自己 80％以上的财产。

田：我虽然不是最有钱，但我一直在想尽自己的绵力。钱财都是身外物，特别是，看到一栋栋教学大楼拔地而起，听到万千学子的读书声，精神上的享受也比物质上的享受好得多。

而且，捐资又不是浪费，它带来的收获和产生的效果，绝对大过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什么是富？拥有什么才叫满足？身家 1 亿和 10 亿在生活享受上没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把钱用出意义来。我的生活过得不苦，精神上又能得到安慰，这才让我感到真正的幸福。

记：听说您每建一所学校，都要亲自去给学生“打气”。

田：能去的我都希望去，去到也只是讲故事而已，给小朋友说些“脚踏实地”的故事，因为，捐赠的目的是育人，而育人最关键是“育品德”。我有时会对老师说，“我捐钱盖了楼，不用你们感谢我，你们能把我捐资的学校办好，我还要感谢你们”。我最怕的不是钱捐得多，而是学校办不好！

拥有亿万家财，每月用钱却不到3千元

正是为了把钱都用在“更有意义” 的地方，田家炳素有“吝啬”的美名 : 他在生意场上从不搞铺张的仪式；儿女婚嫁一切从简；自己 80 岁大寿也不摆酒；一双鞋穿了 10 年，袜子补了又补；曾戴的电子表，因款式已旧得不便示人，只好装在口袋里 ……

记：听说您无论出差去哪里，无论下榻如何高级的酒店，都是用自己带的肥皂。

田：在我爸爸妈妈的治家格言里，一粥一饭当知来之不易。很多东西来之不易，所以我不舍得去浪费，比如说“出门带肥皂”。 ( 在酒店 ) 用不完的，我觉得太浪费了。

我是农村出来的，又有过艰辛创业的经历，很容易体会到每一样东西都是一种社会物资，都来之不易，哪怕是一根针、一粒米。花钱多的时候，物品浪费的时候，自己心里都会很不安。

记：在商言商，作为一个生意人，对待金钱和物品是否除了“不浪费”外，还为了省钱？

田：也可以这样说吧，只不过要看是为了什么物品，及怎样省钱。

比如，我认为“够用”就好，所以，到现在没有购置专车，每天坐地铁上班，房租成为了我日常最大的支出。这样，当然可以省下一些“小钱”，但我却希望我的这点“小钱”能用在对的地方，比如为孩子、为国家、为民族。

记：先生捐的钱虽说不是最多，但确实已经是不少的数目，很多人都说您给社会树起了“慈善”与“好人”的旗帜。

田：这个评价太高了，我担不起。

“慈善”其实与身份、地位和财产无关，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好事，只要你存好心，当好人，处处都可以做好事。此外，人要愿意吃亏，不要以为吃点小亏别人就觉得你是傻子，不斤斤计较，能够吃亏，与人交往起来反而让人很放心。

担心太出名会华而不实，形成负担

田家炳本人的曝光率极低，多数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事。当友人荐其做全国政协委员，田家炳一口就婉拒。

记：听说，先生所捐的学校都会改名叫“田家炳学校”。

田：一开始我只是捐钱，并没有命名。

用捐资人命名学校在香港比较普遍，香港有两家学校拿田家炳命名，而内地是从自己家乡大埔县开始的。他们将我做的项目命名为“田家炳”，希望提倡这种文化，表示有某位华侨热心公益。

后来，我开始捐助梅州、甚至广东以外更远的地区，他们也就借鉴我家乡的做法。我本无意以“田家炳”命名，他们觉得我捐助的几百万是很大的数目，而且是无偿的，就自动效仿我家乡的做法。

记：现在用您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仅中学就有 130 家，而且需要“门槛”，因此，坊间有一些反面的议论，说您“名超过实”。

田：我不计较他们的说法。

让学校用我的名字命名，一方面我想让受助学校之间建立起更好的关系，比如田家炳奖学金、校长论坛之类的活动；另一方面我们通常捐赠数目是比较大的，基金会章程上规定 500 万或者 300 万之类的，如果我不作要求可能很多学校会找上门，要求捐赠 30 万或者 50 万，太少的钱做不了大事，基金会也应付不来。

希望获得捐款的学校可以申请“田家炳基金会”的捐助，我们会在捐款数目上遵守承诺，而改名的要求是给申请者衡量的。愿意来就表明你自愿，那我们也心安理得，并没有骗取什么东西。

记：听到不好的议论，会感到心灰意冷吗？

田：做人但求无愧于己，对得起良心。我的人格就是这样，生活平淡，求实是自己的宗旨，自己良心过得去就可以了。

这当然不影响我对教育继续贡献自己的绵力，反而，看到这些“名”，这里有个田家炳中学、田家炳艺术书院等等，我就觉得很光荣，很高兴，也会尽力去做更多。

记：您在全国各地捐了那么多学校，但在媒体上却找不到一篇关于您的专访，为什么会如此低调？

田：我只是做我自己该做的事，用不着大张旗鼓吧 ( 笑 ) 。我在内地捐资助学，有友人曾要推荐我为全国政协委员，被我婉谢了。我不是想用钱来换取任何名誉，只想自己开心、社会有益。

我一向喜欢做实在的事情，名声太响了，就会华而不实，觉得是个负担；实而不华我更容易负担些，所以我不重视怎样去宣扬自己。

记：您获得了无数个头衔或称号，哪一个最让您开心和看重？

田：应该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田家炳星” 吧。那是天文学家们艰苦探索的成果，却用上了我的名字。据说这是中国第 5 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小行星，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荣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