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中央苏区红12军六千男儿齐发悲声：他们的老军长伍中豪，牺牲了。

　　老军长，不是说伍中豪年纪大，而是在牺牲两个月前，伍中豪从红12军军长改任红20军军长、前敌委员。他牺牲的时候，年仅25岁。

　　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将领，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后来又考入黄埔军校，与林彪同为黄埔四期。

　　他参加了秋收起义，转战各地，参与过诸多经典战例。毛泽东多次在根据地干部会上，表扬伍中豪能打仗，会做群众工作，是文武全才。

　　他牺牲得很突然：病愈归队，只带了一个警卫排，途经安福县城时被民团包围，寡不敌众，子弹打光，壮烈牺牲。

　　在为伍中豪牺牲而失声痛哭的红12军官兵中，有一位年轻军官叫寻淮洲，时年18岁，任红12军34师100团团长。寻淮洲战绩显赫，成了红军中一颗耀眼的将星，在1933年出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还不满22周岁。

　　这颗将星，也过早陨落：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西突围，开始长征。留在中央苏区的最大一支红军部队，是红十军团，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而成，寻淮洲任该军团19师师长——他受当时“左倾”路线排挤，部队合编时，他从军团长被降为师长，忍辱负重，英勇作战。

　　当年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皖南谭家桥大战国民党的补充第一旅，乌泥关制高点争夺战，决定此役胜败，寻淮洲以师长身份率众冲锋，身负重伤。

寻淮洲

　　被红军官兵冒死从炮火中抬下来的，就是寻淮洲，他一生五次负伤，这一次是致命的。两天后，寻淮洲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2岁。

　　读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军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统帅的军队，是年轻人用热血缔造与维护的。

　　1921年，堪称“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是一场年轻人的会议，13人平均年龄28岁，最年轻的只有19岁。遥想当年，他们何等热血沸腾，要以年轻人的心气，去改天换地。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曾这么写道：“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一群热血青年共襄盛举：毛泽东34岁，周恩来29岁，贺龙31岁，叶挺31岁，刘伯承35岁，罗荣桓25岁，粟裕20岁，林彪20岁，何长工27岁，叶剑英30岁，陈赓24岁，聂荣臻28岁，许光达19岁、卢德铭22岁、罗瑞卿21岁、谭政21岁，张太雷29岁，瞿秋白28岁……年纪稍大的，是朱德和谭平山，但也只有41岁。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遵义会议后，迎来了革命的大转折，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时，毛泽东度过他第41个生日才不到一个月。

　　大量年轻人担任了红军的高级职务：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29岁；林彪，红1军团军团长，28岁；聂荣臻，红1军团政委，36岁；左权，红1军团参谋长，30岁；彭德怀，红3军团军团长，37岁；杨尚昆，红3军团政委，28岁；邓萍，红3军团参谋长，27岁……而少共国际师师长肖华，这一年才19岁。

　　这一年，红军其他部队的将领也很年轻：红二方面军2军团军团长贺龙39岁，政委任弼时31岁；6军团军团长肖克和政委王震都是27岁。红四方面总指挥徐向前33岁，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政委陈昌浩28岁。红25军军长程子华30岁，政委吴焕先28岁……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作战，时任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的杨成武指挥部队在黄土岭战役中，时年25岁；夜袭阳明堡的八路军团长陈锡联，时年22岁；设伏雁门关、身先士卒的八路军独臂团长贺炳炎，当时24岁。

贺炳炎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有很多年轻的传奇英雄，未能等到胜利的一天。

　　白乙化，本是中国大学的高材生，“九一八事变”后，他留下“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的豪言，回东北组织义勇军抗战，因爱穿白衣，被誉为“小白龙”。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1939年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司令员；年底，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1941年2月4日，他在指挥密云马营战斗中，被日军从烽火台射下的子弹击中，不幸牺牲，年仅30岁。

　　今天，白乙化战斗过的地方，仍流传着他的诸多传奇故事。白乙化有个绰号叫“白大胡子”。当时一提“白大胡子”，日伪都胆战心惊。

包森

　　包森，也牺牲在长城下，他是陕西人。“七七事变”后，他从延安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率40多人到冀东开辟抗日游击区，1939年秋任冀东军区副司令员。

　　包森所部以超凡的战略战术和强悍的战斗力著称，威震冀东。史载：日伪军惧怕他，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就连时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也哀叹：“到冀东如入苦海。”

　　这位被誉为“中国的夏伯阳”的抗日名将，牺牲时年仅31岁。

　　南昌起义的时候，总指挥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

　　贺龙时年31岁，但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军阀”，他一直想摆脱当时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实现自己从小“为受苦人打天下”的梦想。他从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这股改变中国的力量。

　　南昌起义前夕，正是共产党人遭遇大屠杀、白色恐怖弥漫之际，但贺龙认准了自己要选择的道路。起义前，贺龙在南昌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已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当即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任命贺龙为起义的总指挥。起义军南下途中，贺龙在瑞金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在意志薄弱者纷纷逃离的时候，贺龙做出了无悔一生的选择。

贺龙

　　纵览党史军史，总会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从缔造之时开始，就对中国一代代年轻人，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王尔琢，出身小康之家，毕业于黄埔一期，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途中，战功累累，蒋介石很想拉拢他，以擢升军长之高官相许，诱惑他加入国民党。王尔琢坚决拒绝。

　　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部队面临瓦解溃散，南昌起义的火种，眼看就要熄灭。王尔琢坚决支持朱德、陈毅，将最后的火种保留了下来，他自己蓄须明志：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毛泽东曾指着王尔琢对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取笑道：“别看他长发长胡，可他还是个20刚出头的英俊小伙子呢。”

　　1928年8月28日，王尔琢为了追回被裹挟逃跑的两个连，不幸死于叛徒袁崇全枪下，年仅25岁。他牺牲的时候，仍然是长髯飘飘。在今天，王尔琢家乡湖南常德的一面石墙上，镌刻着一首纪念他的诗。

王尔琢

　　从小家境优渥，在大城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从此不离不弃，甚至与过去决裂，他们意志坚定不移，无惧生命危险，更不用说甘愿忍受艰苦的物质生活——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很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年轻人的共性。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的这段精辟文字，至今读起，仍让人心生激情与责任。

　　有两篇文章，对照着看，令人感慨：

　　一篇是金一南在《心胜》一书中写的俄罗斯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墓前的场景：

在黑龙江抚远三角洲，一位边防团长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访问，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的异国风情，而是在该市无名烈士墓旁，看见幼儿园老师领着一群孩子，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

这位团长告诉我，那场景使他深受震动……我与那位团长讨论：3岁到5岁的孩子，懂得多少事情？竟然会在烈士墓前流泪。关键是老师流泪了，他们看见以后也跟着流泪。进而又想：一个民族，从幼儿园的孩子开始就知道在烈士墓前流泪，其未来之精神素养该是何等强大。

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国家至今没有完全走出低谷，但他们那些珍贵的东西并没有完全丢失，仍然在构成他们的精神内核。幼儿园的孩子在无名烈士墓前流泪，新婚的夫妇联袂向无名烈士墓献花，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堕落，怎么可能被黑暗吞没，怎么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

　　金一南写道：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精神衰落的民族会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不能想象一个不能构成自己核心精神内核的民族会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另一篇，是现任北部战区司令员的李桥铭将军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青年要有崇军尚武的精神底蕴》：

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国，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一个国家的国民没有一种强悍的精神气质，即便是经济第一，富甲天下，这个民族也不是真正的内心强大……

当一部分青年人‘啃着老人’、穿着名牌，追逐着崇拜着外国的明星，嘲弄着自己的国家，嘲弄着自己的英雄。作为一种基本价值、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爱国主义、崇尚英雄和荣誉受到批判和嘲弄，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中国要发展、要强大，要实现强国梦强军梦，青年人必须对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形成高度共识，让爱国主义成为全体国人坚决捍卫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