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一封日本人的来信，在朋友圈内小小地刷屏，着实让我温暖了一把！还是那句说过无数遍的话，人间自有真情在，当自己遇到危难的时候，才知道曾经被这么多的陌生人关爱着。保释的那天，在法庭等着办手续，律师跟我聊天说，有不少陌生人打电话到律师事务所，说愿意用自己的财产为我担保，即使他们根本不认识我，甚至他们不知道我，但是他们知道华为，他们认可华为，所以他们也愿意相信我。我的律师说，他从业四十几年，还从来没见过，这样愿意为陌生人担保的事。听着律师的这番话，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么多人愿意相信我，愿意信任我的陌生人。日本福岛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IBM总部，参加为期一周的 Workshop，正为是否启动IFS变革，以及IFS变革的范围，与IBM资深财务专家进行最后一轮详细沟通。

那个时候，公司刚刚决定将所有的应急预案交给财经来负责，包括战争、瘟疫、动乱、地震什么的，由财经与业务团队共同制定各种场景下的应急预案，平日里组织演练，以便灾难发生时能够迅速启动预案，公司各个部门也能按照预案的设计快速集结、快速响应。因为我在美国确实走不开，让孙总一个人去了趟日本。

从美国回来后，把我们在美国 Workshop的收获，组织财务的同事们进行分享和讨论，大家达成基本共识，形成可以与IBM沟通的财经变革的思路后，我就定机票去了东京，到日本代表处去跟大家开会，讨论灾后重建的工作安排，包括客户网络的抢修，以及我们自己的日常运行。在我去日本之前，公司的应急工作组已经成立，孙总也刚从日本回来，也没有什么太多需要我做的事情，我就是跟日本代表处把震后两周的工作再次梳理了一下，跟大家在一起把工作顺序核对了一下，自己也记了很多笔记。

日本地震，是财经组织第一次接触危机预案的设计及实施，虽然，在那次日本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中，我们的不少环节在协作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障碍，但帮我们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几年之后的尼泊尔地震，我们的危机预案完全能够及时和充分地支撑着灾后重建工作，也得到了尼泊尔客户的高度赞扬。

这次经历，我很少提起，也没什么可自豪的，只是我的分内工作而己。好人终有好报，没想到，八年之后，这份回报以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来信展现在我面前，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无比的自豪与宽慰。自豪，是因为在那份不确定下，我踏上了去日本的航班，勇敢不是因为不害怕，而是心中坚守的信念；宽慰，是因为上苍始终能看到我们的努力，也从不忽略我们付出的努力。

尊敬的华为孟晩舟CFO及全体员工：

首先，很抱歉我不会中文也不会英文。

所以我只能用日语来写这封信，特别希望有哪位懂日语的人能帮我翻译，将我的意思传达出来。

这次孟女士在加拿大遭遇的事情，我感到非常悲伤。

虽然我只看到日本国内的报道，并不知晓详情，但一想到您本人以及家人度过了多么难受的一段时间，以及今后还将承受怎样的痛苦，我觉得我不能保持沉默，必须要进行声援，所以写下了这封信。

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对于住在日本的我来说，以前从未想过要通过写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可是这次孟女士的事件，对我来说绝不是一件可以袖手旁观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或许日本国内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但我的一位住在宫城县的朋友告诉过我，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其他公司都在撤退、逃离，只有华为，在危险还没有消除的情况下，毅然进入灾区，抓紧抢修被地震损坏的通信设施。

对华为这样一个能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伸出援手的公司，无论有什么理由，这种不采取任何措施就直接动用国家力量单方面进行排除的做法，是背离做人常理的，让人感到非常悲哀、难受。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感到羞愧。

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中，我母亲被压在柜子底下不幸遇难，那年她才56岁。

当时，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援，城市得以恢复重建，才有了今天美丽的神户。至今我心中仍充满着感激。

反之，住在日本的我却未能对家乡神户做出任何贡献，至今仍深感羞愧。

因此，在我心中，孟女士是恩人。

对中国的了解，我只是从学校的“社会课”中学到一点知识，但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主持中日建交的场面，却深深印在了当时还是孩子的我的脑海中。

在签字仪式上，田中角荣首相用毛笔签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书法。

现在，只要日本哪里举办王羲之等名人的书法展，展出期间我都要去看好几次。

虽然中国和日本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不同，但我认为中国和日本从今往后应该更加相互尊重，加深和扩大友好关系。

我只是一家小公司的小老板，像我这样的人终究帮不上什么忙，但我从心底衷心祝愿贵公司能够更加发展壮大，取得更大的成就。

谨上

2018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