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妹，明天曾大爷外孙女满10岁，你别跑出去耍了。”

家住四川省隆昌市唐家桥村的唐娟今年春节回家半个月，已经吃了十多场酒席。和不断堆积的脂肪相比，更让她烦心的是日益干瘪的口袋。

28岁的唐娟在内江市一家电子厂工作，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为2600元。两年前她家刚刚脱贫，但今年一个春节就花掉了她四五千元的积蓄。

“正常的红白喜事整个酒也就算了，现在孩子满月请，老人过生日也请，有的人甚至不是2月的生日都改在春节期间请酒，真让人受不了！”唐娟埋怨道。

春节，本是一家人团圆欢聚的日子，可对于许多外出务工的返乡青年来说，迎接他们的却是各种“吃不起”的人情酒。

“三年不办酒，你家会更穷”

30岁的冯威是贵州省遵义市茅台镇人，在他看来，每年春节回家给晚辈发红包已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被人叫去参加各种酒席交份子钱就更加痛苦。

冯威所在的村子因为年轻人大都外出工作，每年老乡们便趁着春节大家伙返乡之际，集中操办各类酒席。

“我们这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年到头不回家，回家就办酒，你说羞不羞？”冯威说，为了收回之前送出去的份子钱，村里一些人厚着脸皮也不管那么多了。

除了婚丧嫁娶，这几年当地摆酒的名目也越来越多，搬个家要摆酒，改个门要摆酒，买个车也要摆酒。对于这种巧立名目的酒席，当地人还取了个专门的名字——“耍耍酒”（意为想办就办）。

谈到为何各种人情酒席越来越多，冯威引用了当地的一句“名言”：三年不办酒，你家会更穷。意思是如果不想办法摆酒的话，之前人情往来送出去的礼金，根本就没法回本，只能越来越穷。

“酒席成风真是让人受不了，可毕竟都是邻里乡亲，人家请酒你不去，会觉得你看不起他。”冯威也想过拒绝，可又碍不过面子。“更有甚者，你不去他还会发短信、打电话来问你，怎么不来呢，人不来要把礼金补上。”他说。

冯威坦言，人情往来的份子钱让他这样的普通百姓感到压力很大，对于村里的一些贫困户来说，份子钱更是家庭每年最大的支出。

广西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华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区，过年红包和份子钱成了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回家最大的一笔开销。“但这种现象并非在各地都很严重，现在国内有很多地方人情往来只需要象征性的表示，这跟当地的传统文化有关，也跟从众的社会心理有关。”

酒席多了，年味淡了

25岁的韦萍觉得，今年春节是她长这么大过得最没有年味儿的一个春节。

韦萍的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今年春节从初一到现在，她已经喝了4场喜酒。

“明天还有3场酒，我爸去一家、我妈去一家，我去一家。”韦萍说，尽管她不远万里地赶回来过年，但和家里人真正聚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按照当地仫佬族的风俗，婚礼办得比较隆重的话，要摆酒3天4夜，一般的情况也要摆上两天。

“和小时候比，他们现在办喜酒的排场越来越大，要给的红包也越来越多。”韦萍说，前几天她堂姐结婚，家里随了1000元的份子钱。在她的记忆中，以前村里的姑娘出嫁不怎么办喜酒，可现在全部都办，以前的婚礼也就请二三十桌，现在最多的能摆到150桌。

“感觉很多人都是为了收红包而办喜酒，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都是家里的亲人纯粹为了热闹。”韦萍对这种乡风民俗的变化有些失落。

按照当地风俗，吃喜酒时，男女不能同桌。即使一家人参加同一个酒席，在一起也没有太多交流的机会，“往往都是爸爸、叔叔他们在一桌，我们在另一桌。”

2月13日这天，韦萍终于难得清静可以在家待上一天，可一整天她都没有见到爸爸。她早上起床时，父亲已经出门了，到了晚上还没有回来，听妈妈说是去亲戚家帮忙准备喜酒去了，做完活男人们还会聚在一起打牌。“爸爸都不怎么跟我们说话了，不像小时候，每年春节爸爸都会买烟花爆竹和我们聚在一起庆祝新年，现在都忙喜酒去了。”

移风易俗需要长期坚持

今年春节，从北京回湖南省常德农村老家过年的公务员常衡发现，家乡真地变了。家家户户都发有政府移风易俗的倡议书，以前村里人过生日各种宴请，现在除了红白喜事，办酒的少多了，一般的生日大家都不办了，鞭炮也几乎不放了。“比如过去有人去世，亲朋好友来吊丧都要带鞭炮，大家还互相攀比谁放得又长又响，现在只有出殡那天才能放少量鞭炮。”

2018年，常德市对全体市民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的情况进行了强力整治。全市2216个村（居）将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纳入村（居）规民约，签订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的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有近35万人，普通群众超过230万人，基本做到了全覆盖。截至2018年12月，全市各地上门劝导违规整酒7338起，通报违规整酒事例105起。

“去年我的业务少了80%。”在常德津市某村从事乡厨工作的廖玲说，政府严抓后，村里请酒现在也有人监督了，村民们除了红白喜事，其他的都不整酒了。

但廖玲表示，表面上看，重压之下，村民们以前明目张胆摆酒的风气被压下去了，但也有一些人为了讨回人情债，在镇上或县城的餐馆里分期、分批地整酒，“比如今天请四五桌客，隔两天又请几桌”。

在姚华看来，份子钱过重确实会影响地方的经济发展，占用居民其他的投资消费，政府出台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事实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需要通过一种权威的力量，对这种行为进行纠正。尽管可能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但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一定遏制。“我认为这是有益的尝试，我们对这种现象应给予一定的宽容，毕竟社会风气的转变不可能几个月就完成，需要长期坚持，让其慢慢转变成一种自觉。”

除了需要政府引导和倡导，姚华认为，一些地方之所以沉浸在比较旧的习俗中，群众的攀比心理难以解脱，往往和当地老百姓精神文化活动相对匮乏有关。现在一些农村群众赚了钱，但对于怎么花钱或者该干什么，在精神层面他们能享受到的东西太少，很容易被一些不太好的风气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让当地老百姓多参与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才有助于形成一种正当的风气。（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唐娟、冯威、韦萍、常衡、廖玲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