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颇为风行：近代中国所用新名词多半来自日本，若无日本名词，现代国人无法说话作文了。

此议似是而非，需要辨析，以明底里。

汉语是一种开放的语言系统，古来即有采借外来语的传统，早期汉译外来语不少，如葡萄、茉莉之类。

由于近代文化是在中西冲突与融会间生成发展的，故作为关键词流行的近代术语，广为采撷西洋概念，不少具有借词身份。

中华文明沿袭数千年不曾中辍，原因之一，是作为形音意三者得兼的汉字词（名）丰富且词义相对稳定。今人阅读两三千年前的先秦两汉古文，借助工具书，领会其意并无大碍。

时至近代，汉字文化又与西方文化相交会，知识量迅猛增长，反映新知识的概念井喷般涌现，经由“方言超升，古语重生，外国语内附”等途径，借助汉字将新概念“词化”，生成批量新名，汉字旧名也得以更化新生。

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学习欧美近代文化有成，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与中国相互借助，利用汉字翻译大量欧美词汇（主要是学科术语），这些新名随日译西书传入清末民初的中国，故近代中国通用的关键词，不少是在中—西—日三边沟通中生成的。

每一个汉字不仅是一个音符，同时还具有特定的义位，而且汉字往往一字多义，可供翻译时选用。

意译词能发挥汉字特有的表意性，昭示其文化内蕴，有时音译＋意译，如啤酒、卡片、霓虹灯、绷带等；连音译也往往择取音意兼顾的汉字组合成词，如逻辑、维他命、可口可乐等，以及近年出现的奔驰、托福之类，在表音的同时，又提供某种意义暗示。

严复在音译Utopia时，取“乌托邦”三字，在对音之外，又可从这三个汉字中产生“乌有寄托之乡”的联想，以眧示“空想主义”意蕴。

这些音意合璧译词，是充满睿智的汉字文化的绝妙创作。

5月29日，活字妙趣博物馆在广西南宁开馆，市民争相体验汉字妙趣。

通过借词以创制新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语言现象。王国维积极评价新语的借取，“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

百年过去，“新语之输入”有增无已，而诸如科学、民主、自由、经济、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物理、化学、心理、社会、知识分子等学语的确立，都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

这些汉字新名，词形是汉字文化固有的，词意大都受中国和西方双重因素的影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

故追溯汉字新名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将展开中—西—日文化多边互动的复杂图景，彰显近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历程。

古代日本从中国进口包括大量汉字词在内的汉字文化系统，此为确论，无须赘述。

一种流行说是，文化传播方向上，近代中日间发生逆转，仅就词语而论，日本便从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中国则由文化供应源转为文化受纳处。

此说有粗疏之弊，略做历史分期，应当作如是说：近代早期（中国的明清之际及清中叶，日本的幕末明初），文化传播方向的主流，仍是中国通往日本；至近代后期，日本因明治维新成功，研习西学的水平反超中国，其表现之一是清末民初中国从日本引入大量译介西学概念的新名词。

张之洞称“日本名词”，林琴南称“东人之新名词”，刘半农称“东洋派之新名词”，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者称其为“日语借词”。

近代中国使用的反映新知识的新名固然不少来自日本，但称多半为“日语借词”，则过甚其词。

清民之际从日本入华的汉字新名，有如下几类：

上述几类词语有些确乎源自日本，如（1）至（4）类，但数量更大、更为重要的（5）（6）两类，多不能以“日源词”一言以蔽之，因为其中若干新名另有来历——

（1）源出中华古典

清民之际被认作是从日本入华的大批汉字词，如自由、社会、科学、卫生、小说、机器、参观、代表、单位、发明等，究其原本，多来自中国古典词库，是晋唐宋明以降从中国传至日本，近代经日本改造后作为西学译名“逆输入”中国的，称其为“侨词来归”比较恰当。

（2）来自在华编译、出版的汉文西书

还有一批反映近代学科概念的汉字新名，如植物学、物理学、地球、热带、温带、寒流、细胞、大气等，曾被误以为是“日源词”，实则非也。它们是在明清之际和清末这两个时段，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以“西译中述”（西方人口译，中国人笔述）方式在中国创制的，先后于江户中后期和明治前中期传至日本，其载籍为在中国刊印的早期汉文西书（明清之际成书）与晚期汉文西书（清中末叶成书）。

（3）晚清“开眼看世界”中国人的创制

清道咸年间国门初开，一些先进的士人渴求新知，借助汉译西书、西报，撰写一批介绍西事、西学的书籍，著名者有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编纂的《瀛环志略》等。这些书籍在介绍外域情事、学术时，译创了一批史地类、政法类、科技类汉字新名。

《瀛环志略》 资料图片

从语源学角度论之，必须恢复上列三类词语的“中国首创”“翻新古典”及“回归侨词”身份，并论析翻新始末，输出与逆输入过程，考查中—西—日三边互动间的因革及传递转换情形。

我们不应轻忽幕末明治日本发展汉字文化的重大贡献。

近代日本创制一批汉字新名；大量选取汉语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普及词缀化用法，如前缀（如老～、小～、第～、非～）与后缀（如～者、～力、～性、～化），又借鉴西式语法，丰富了汉字语用，对白话文运动及汉语的现代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

这一劳绩必须肯认，却又不能因此对汉字新名的语源张冠李戴，一概让与日本。

笔者以为，近代日本对汉字文化发展的促进，主要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新词，而在于终结汉字新名的散漫无序、自生自灭状态，界定了中国自创、或由日本制作的新名的古典义、现代义、世界义，并使之贯通，汇入学科体系，并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为汉字文化构筑现代性知识系统提供语文基础。

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既非中国、也非日本单独完成，而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三百余年间，中—西—日三边互动的结果，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此间互为师生，交相更替创作者与学习者身份，而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的译创之功也至关紧要。

自严复等兼通中西语文的译者出现以后，中国逐渐减少借助日译西书，而直接译述西学，根据英、法、德、俄诸文本译创汉字新名。

日本的“二传手”功能下降，但明治时代日本新语的效用并未中止，其某些优势继续张扬，如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苦心孤诣译创的“计学”“群学”“母财”“脑学”固然准确、典雅，却不及日译汉字新语“经济学”“社会学”“资本”“心理学”明快易懂，故在近现代中国流行的，少有严译词而多为日译词。

直至当代，日本词汇传入中华还在进行中。时下流行的新词，如“达人、人气、人脉、完败、完胜、物流、研修”等皆为日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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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之，中日之间的语文交际，呈一种互为师生的关系，今人不必作偏执一端的估量。

中日两国协力共创的语文成果，是丰厚的文化财富，至今仍在中日双方发挥作用，并且构成当下及今后语文建设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