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基层治理中，灰色手段仍较常见，一些地方“狠作法”“土方法”“老办法”屡见不鲜，现代化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新方法”匮乏，不仅容易激发矛盾，还带来不稳定因素，受到干部群众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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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面对繁杂事务，按照相关要求，理应是将行政、法律等手段作为“主渠道”，然而，半月谈记者调研时发现，受制于各种原因，当这些办法难以奏效，或是遭遇阻力时，不少基层干部还是使用了“土方法”“老办法”“狠作法”作为应对。

——面对治理中的难点棘手问题，一些地方以“狠作法”连坐施压。去年3月，为贯彻上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贵州省凯里市舟溪村下发《调整玉米种植结构通知》，其中规定，禁止在村内多处地方种植玉米，若被通报或处罚将免去3年的合作医疗补贴。在网上引起热议后，当地撤销了这个通知。

一些“狠作法”，还异化为选择“狠人”上岗处置矛盾、施加压力。

“现在有个怪现象，就是好人怕坏人，对乱摆放的小摊小贩，警察、工商上去执法没用。只有协管能管起来，别人不敢管的灰色地带，他们也敢管。”苏北某镇一位干部说，一出事就是协管、临时工，他们是乡镇聘用人员，工资不高，但是管得很来劲。

应引起注意的是，协管员中很多人有前科，有的坐过牢。“现在扫黑除恶，周边一些乡镇的协管员基本全军覆没，因为要求要把坐过牢的从基层工作人员队伍中清除出去。例如，我们镇23个协管员，弄走了17个。”这名镇干部说。

——面对下级或基层群众的新期待，一些地方以“土办法”交换利益。“做基层工作，特别是农村群众工作，吃饭喝酒就是一种方法。”西部一名县级干部说。

某县为了搞一个评选，想让村容村貌更好，达到卫生标准要求，但又无法调动村民积极性，眼瞅着快到验收评比时间了。于是，在这紧要关头，一名县领导请村干部吃饭喝酒，酒桌上不谈工作，只谈感情。一名村干部说：“县领导请咱吃饭，工作的事啥都不说，挨个敬我们酒，自己把自己喝那么多。咱还不明白吗？回去抓紧组织村民打扫卫生。”

类似的办法也应用于应对考核检查上。在北方某省，为了让贫困户对前来检查的领导、考核组如实反映基层扶贫工作，一些包户干部不得不带着米、面、油到贫困户家做工作。“就像求着他们一样，明明我们的工作都做到位了。就怕他不实事求是地说，还得提前去讨好他。”一名基层干部说。

——面对来自上级部门的新要求，一些地方以“老办法”默许变通。中部省份一村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2018年初，为了完成集体经济“破万”的指标，村干部找到村里有闲钱的人，拿出1万元投入到集体经济中。完成岁末年初的考核后，村集体再与这个人签订一份假的租赁合同，以租金的方式把钱还回去。

为了满足考核目标、上级要求，类似的“左手倒右手”方式还有不少，看上去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治理方式实质上仍是“老一套”，还给基层增加了任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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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短平快解决问题，但容易踩红线

类似的“狠作法”“土方法”“老办法”广泛存在。有的地方干部说，对于这些方式虽心存顾虑，但有的时候为了快速解决问题，还是会采用。

一些“老办法”执行中，通过形式主义操作，短暂达成了“考核目标”，但在相关的检查工作中容易露出马脚，最终殃及相关基层干部。“其实我们也不想造假，造假对我们个人也没有好处。但有些任务，确实不合实际、不好完成，不得已而为之。”一名因此受处分人员说。

倚重利益交换，一些“土办法”则带来不少坏账、烂账。

一名基层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为了让上访户不进京非访，他所在的乡镇派3人一组一辆车24小时盯着上访户。“只要他不进京非访，陪他去旅游都行。”半月谈记者问，这些费用如何处理？这名基层干部说，按照正常的财务要求和会计规则要求是没法报销的，只能放到其他名目里或者通过其他手段处理。

对于“狠方法”的推崇，看似解决了矛盾，但往往带来更大的矛盾。

“农村征地拆迁、信访维稳、脱贫攻坚等事务艰巨，不少人认为当村干部是苦差事。”贵州省铜仁市纪委常委于红说，在此情形下，依赖有势力、有手段的“狠人”来“救火”，也就成了一些地方短平快的“最佳选择”。

“狠人”“混混”多有违法乱纪行为，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他们中的有些人被视为“能人”，被发展成为“致富带头人”，有的还曾进入村两委班子任职。这种现象的存在，有时或许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发展，但能人变“狠人”、“村干”变“村霸”的问题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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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治理”不能放任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认为，应当认识到，灰色手段的使用，在很多地方是被动存在的，当正式制度权威不够，才通过非正式手段来补充。有的，在现实中有需要、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原则、底线一定要明确，不能放任。

部分基层干部群众指出，一些在基层存在较多、长时间没有纳入法律规范的事情，是使用灰色手段的重要领域。比如，违反公序良俗，对老人赡养义务履行不到位，不爱护公共卫生，邻里纠纷等。但随着近年来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背景下，治理方式就能规范很多。

“政府部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主要应该更加关注治理体系和结构现代化，比如各个部门、上下级关系要理顺，行政要高效。等制度健全、法律更有力量了，大家更加遵纪守法，灰色手段自然就会用得少一些。”吕德文说。

“目前的现状是基层要管，可实际又管不到，出问题追责的时候基层又跑不了。”多名受访专家及基层干部群众建议，推动行政执法权力下放，让基层有更多的资源解决群众身边的难题；加大基层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项目安排上的主动权，减少不接地气的僵硬规定，压缩需要“灰色治理”的空间。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认为，应加强高素质、专业化的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从总体上来看，新时期需要重塑干部队伍，包括从思想意识到具体开展工作的方式等，都需要与时俱进，要不断提升基层干部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处置矛盾、化解风险的经验、知识和能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