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多地发布紧急通知,未接种新冠疫苗将影响出行。
澎湃新闻注意到,继江西崇仁县、定南县、安远县、浙江丽水、宁波宁海及陕西韩城等地相继发通知后,又有江西丰城、安徽黄山黟县、四川万源市等地发通知限制未接种者出行。
限制措施包括:未接种新冠疫苗者不能进入重点公共场所;未接种疫苗的农村集市摊主不允许出摊;未接种疫苗者限制乘坐出租车等日常交通;部分学生在新学期开学报到时须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禁忌证证明,才可办理入学手续等。
有相关领域专家告诉澎湃新闻,防控疫情仅仅靠接种疫苗是不行的,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才可以,现在部分地区的做法或属于行政越位,涉嫌违法;也有专家表示,赞同对未接种疫苗者采用适当的限制措施,基层可以根据实践情况,发挥主观能动性制订规则,国家层面总结这些经验再制订政策。
多地发通知对未接种疫苗者出行作限制
针对未接种疫苗者,又有多地出台规定限制其出行活动。
7月14日,安徽黟县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县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通告》提到,该县年满18周岁及以上(无论是否黟县籍)且无疫苗禁忌证人员均需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该通知提到,年龄在12-17周岁年龄段的人群(无论是否黟县籍)且无疫苗禁忌证人员均需要接种。即日起至7月底为15-17周岁的人群开展接种,8月份为12-14周岁的人群开展接种。以上年龄段的学生在新学期开学报到时须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禁忌证证明方可办理入学手续。
7月14日,江西丰城官方微信账号“丰城发布”通知要求,全市所有学校(包括幼儿园、托幼机构)学生家长要主动配合教育部门开展调查摸底和宣传动员,按要求及时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并留存接种凭证,以备9月份秋季开学时查验。暑假返乡未接种的在校大学生和年满18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应尽快完成两剂次接种。
该通知还称,自7月26日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人员(有禁忌接种证明和18周岁以下人员除外)进入火车站、汽车客运站、宾馆酒店等重点公共场所。农村集市摊主未接种疫苗不允许出摊。
山东德州市陵城区政府官网7月13日发布通知称,自7月13日起,在陵城区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药店、建筑工地、居民小区等公共场所及乘坐公交车、出租车时,查验电子健康码和疫苗接种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通知中提到,将乘坐公交车及出租车等乘坐日常交通方式的场所,也纳入查验范围,这与此前多地发布的通知有所不同。
湖南株洲市攸县卫生健康局官网7月13日发布一则《紧急通告!未接种新冠疫苗者,出行受限》称,7月25日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人员(有禁忌证除外)进入公共服务行业等其他重点场所。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通知提到,7月15日起,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医疗机构、车站、景区景点等场所实行“三码联查”。这相比之前有地方采取“二码联查”更加严格。
前述通知还称,在查验健康码、行程卡的同时检查新冠疫苗接种记录(健康码含疫苗接种标识),并对未接种人员信息进行登记上报县疫情防控办,动员及时接种。
四川万源市人民政府7月14日发布通知称,自2021年7月14日起,对出入全市公共场所的18岁及以上人员严格查验疫苗接种信息,18岁及以上未接种疫苗者,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能进入公共场所。因禁忌证不能接种的,需提供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出具的接种禁忌证明(我市由市中心医院、市中医院负责)。
专家:应该依法办事,集中做好防控与宣教工作
针对各地对于未接种疫苗者的限制规定,有网友表示“心是好的,但是缺乏周全考虑。”也有网友表示,一些群众“应接”但因各种原因“未接”,或仍在观望的,也应该理解、尊重。
7月14日,北京一免疫学专家告诉澎湃新闻,应该要依法办事。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并没有规定在非疫区或者非传染病暴发时期,随意采取预防传染病的措施。这种限制未接种疫苗人群行动自由的规定,属于重大事项,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第六款规定,这应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第六款规定:对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对传染病防治重大事项的处理。
该免疫学专家表示,现在部分地区的做法或涉嫌行政越位,涉嫌违法。更何况,以色列及英国等国家的情况证明,防控疫情仅仅靠接种疫苗是不行的,要像我国一样采取严格管控措施才可以的。所以,为了安全和有效防控,没必要采取这样的差异性措施,以免因为接种过疫苗而心存侥幸,疏忽大意导致人群聚集,疫情蔓延。
该免疫学专家认为,还是集中精力做好防控管理和宣传教育工作,减少人群聚集,加强对佩戴口罩等措施的监督和管理。疫苗方面应该加紧评估效果,研发更有效的疫苗,特别是鼻喷疫苗等诱导黏膜免疫的新疫苗。
另一位疫苗专家向澎湃新闻表示,他赞同对未接种疫苗者采用适当的限制措施。目前,疫情吃紧,对未种疫苗者采取一些公共场所限制措施是合理的。
该专家表示,鼓励自愿接种,这在一开始没错,但政策也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现在也不算强制接种,只是限制了未接种者参与某些公共活动的自由。他认为,基层可以根据实践情况,发挥主观能动性制订规则,国家层面总结这些经验再制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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