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3年，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主要著作有《简明清史》《中国近代史稿》《乾隆帝及其时代》《繁露集》，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

十数年来，他带领2000多名清史学者，共同参与《清史》的编纂。如今，这部凝结了戴逸等人心血的“第二十五史”已进入稿件通读阶段。

戴逸是《光明日报》的老作者，从20世纪的《史学》版开始，新作就不断问世。他说，他也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他的家里订阅了两份《光明日报》，“一份是用来看的，一份是用来收藏的。”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毕生求索为清史的故事。

那时，戴逸还不是“戴逸”，他有着一个充满江南书香味道的名字——戴秉衡。

江苏常熟，荣木楼，历史上是钱牧斋、柳如是的居所，清朝大学士蒋廷锡的府邸就在边上。这里，就是当年戴逸家的住房。

戴逸出生于常熟的一个小官吏家庭，幼时所居之地文化底蕴丰厚。

铁琴铜剑楼是清末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首，由于戴逸的父亲与楼主人瞿启甲是好友，年幼的他常有机会来此博览群书，这里珍藏着他美好的童年回忆。

小学毕业的那天，同学们都去了典礼现场，他没有去，躺在藤椅上看一本叫《天雨花》的小说。这本弹词小说，全是人物对白。对于戴逸而言，这是他人生奋斗的起点。然而，本应在琅琅书声中长大，渡过安稳而平静一生的他被乱世的烽烟改变了成长的轨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目睹种种风暴洗礼的他，开始发愤读书，从此名列前茅。只是，他仍旧偏爱文史。

戴逸一家逃到上海租界躲避战火，在这里，戴逸度过了青年时光。

毕生研究清史，戴逸的第一个专业却是与历史毫不沾边的铁道管理。

1944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交大大二时抗战胜利，北大从昆明回迁，途经上海时开设考场，戴逸毅然舍弃了已完成两年的交大学业，考入北大，转而走上了史学研究之路。

这个选择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因为在那个重理轻文的年代，学铁路管理意味着金饭碗，而学历史则是可能毕业就失业。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从上海交通大学转而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北京大学，戴逸听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朱光潜等众多著名学者讲课，图书馆里的藏书也令他目不暇接。然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使他从学术钻研投入到进步学生运动中。

“白色恐怖”时期，戴逸被列入黑名单通缉，一度被拘捕入狱，“郑天挺和胡适说，‘戴秉衡（即戴逸）被抓进去了’，胡适先生赶忙写信去保释我。”

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选择，除了改专业，还有改名字。

内战爆发后，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缉捕，被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亲自保释出狱后，22岁的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连夜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只在北京大学读了两年书的戴逸割舍学业，前往华北解放区，进入设在河北省正定县的华北大学一部学习。

途经沧州时，为免连累家人，他将原名“秉衡”改为“逸”，表明逃脱藩篱之心。

“戴逸”之名由此而来。

自此世界上少了一个青涩书生“戴秉衡”，多了一个革命青年“戴逸”。这个名字也从此开始，伴随他度过一生的时光。

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后，戴逸留校从事历史研究，在胡华教授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组工作。

从此，他漫漫的读史修史之路开启。

修史，自古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清代修《明史》，如果从清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共历时94年。

民国时期，清朝遗老主持编修了《清史稿》，历时14年，却尚不成书，仅为书稿。二十四史之后，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1952年，戴逸被调到中国历史教研室，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考虑到国内没有一本完整的、适合高校授课的近代史讲义，他决定撰写《中国近代史稿》。

1958年，38万字的第一卷即告完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他才32岁。该书得到了范文澜、翦伯赞、尚钺、吴晗等史学前辈的好评，成为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

历史学家吴晗当时正在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邀请他担任清史评审委员会最年轻的编委，并建议他把目光从近代史转向清史，开始修订清史的工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领导董必武同志提议，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开始筹备清史编纂工作，在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同时，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1972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经北京市委批准，成立清史研究小组。1978年，经教育部批准，在其基础上正式成立清史研究所，由戴逸担任所长。

为了将清代历史大的脉络搞清楚，他花费7年时间主编《简明清史》，这是1949年后，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

此后，他潜心研读清代文献档案，梳理乾隆一生的功过得失，写出《乾隆帝及其时代》。这不是一本乾隆帝的传记，也不是关于18世纪中国史的全面叙述。它着眼于世界史的视野，以乾隆帝八十多年的生命之旅为切入点，广泛搜罗中外各种文献与档案，给人们展示了古代中国最鼎盛时期政活、经济、军事、文化与外交诸层面的生动历史场景。

2002年，国家正式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任命戴逸为主任。在他的牵头下，这部书聚集了全国2000多名清史专家，从大量的原始档案中进行筛选和编纂，尽量容纳最新的学术观点。

史学研究是冷板凳上的“寂寞事业”，但真正的历史学家又必然拥有一份现世情怀。

他说：“我希望未来人们想详细了解清史，就来看我们编的这部书。”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俗称段祺瑞执政府的“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从1958年至今，除了“文革”期间下放劳动，他从未离开这个院子，埋头治史，由黑发至皓首。

院子里一座不起眼的平房，桌上放着几本正在审改的清史稿件。除去在清史编委会办公，其余的日子，他就在这里，每天审读6、7个小时，一篇篇地核对、修改。

领衔清史纂修，他所面对的是上千人的专家学者和浩如烟海的史料。纂修规划共分两大部分，其一为主体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内容，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五部分，约百卷，达3000余万字；其二为基础、辅助工程，包括文献、档案、编译、出版等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几十亿字，其中《清代诗文集汇编(全800册)》篇幅计约4亿字。

清朝近300年出版的典籍就四十几万种，目前研究出版了4万余种，800余册。

戴逸和修订清史的工作人员把清史分为“民族、宗教、科技、典籍”等几个部分，完成了105册送审文稿共计3000余万字，预计今年出版问世。

如今《清史》工程已进入尾声，中国的“二十四史”即将正式变为“二十五史”，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巍然屹立、薪火相传，与民族对历史的重视密不可分。

作为一名修史者，戴逸则用着他一生的时间，践行着国家付与他的重任。

时间的历史呈线性而一去不返，空间的历史却以多维的方式存在着，清史与戴逸，戴逸与清史，就在这多维的空间相遇、痴缠，有着近乎血肉的关联。

清史如山，满头霜雪的戴逸就行进在清史的山道上。

他以等身著述和极高的学术威望，支撑起人们常常称誉他的8个中国汉字：清史大家，史学重镇。

以他一贯的谦逊，他会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他毕力于清史，“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

他是戴逸，倾尽半生心血，只为一部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