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私塾

清朝废科举前，沙市私塾林立，遍及城郊。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明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但当时沙市书院、学堂概付阙如，识字、读书仍赖私塾。

民国初年，县府设视学员后，曾对塾师进行考核，按考核成绩及学生人数，分优、甲、乙、丙四等发给塾师奖金，如邹明阶门馆学生20人，成绩优，给奖金40串文。但考核并未形成制度，旋即停辍。塾师中有举人、秀才、失业公务员、新学堂学生、留日学生、失业店员、和尚、道士、阴阳生等各行其是。民国10年(1921年)左右，塾师见其他行业皆有帮会组织，乃成立“私塾联合会”（为行会性质）。民国19年(1930)，省教育厅训令江陵县教育局：“对私塾举行登记，切实取缔，并将登记核数及取缔情形，呈厅查核”。县教育局乃派人考查塾师，合格者给予“许可证”，准予开馆。要求摒弃旧书《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用新国文与算术课本；并于民国24年(1935年)成立“私塾改良促进会”，会员158人，刘松林为负责人，会址设在梅台巷。县督学不定期视察，对优者发奖金（10元左右），对劣者斥责，此时停馆者不少，当年年底尚存塾馆122所，学生1948人。

抗日战争中，沙市沦陷5年，公、私立学校停办、撤迁，时沙市人口不过2万，有私塾80所左右。

民国36年(1947年)，江陵县行文“取缔不良私塾，发展国民学校”。私塾所数减少。解放前夕，有私塾47所，学生909人（男712人，女197人）。

清代《三字经》

私塾教育多具封建色彩，其教学方式一般采用单人面授、课读，背读多，讲解少；其管教方法主要靠训斥、体罚。学生如课业不熟，或违犯塾师条规，或因塾师情绪不佳，随时皆可遭到体罚。体罚方式：一般是用戒尺打手心，也有面壁罚站、罚跪、打屁股、敲脑壳、扭胳臂、揪眼皮、拧耳朵的多方摧残儿童身心。学生较多的塾馆，塾师还指派年长的学生任“大学长”（或称值日长），塾师外出时，则由他们代行塾师职权。课程不外读书与习字二种。读书以《古文观止)、《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启蒙入学，男生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女生由《女儿经》、《增广》入门。

沙市兴办小学后，有些塾师进行改良，开设新课，如刘寿龄门馆增设英文、算术，郑子仁门馆除教四书、五经外，也教国文、珠算、尺牍。民国19年(1930年)后，郑还为学生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很能吸引学生。有些塾师根据家长的需求开课，如马子绶门馆中多为小商贩之子弟，为了他们以后从业的需要，马就教珠算、商业初级尺牍及各种实用杂字。殷仲楷的学生中有准备将来当中医的，他就教中医药书籍。徐恕阶对准备就业的学生教幼学、尺牍、珠算、古文观止和写应用文；对准备考中学的则教国文、史地、笔算等课程；期中、期末还发成绩单。郑子仁、马子绶、徐恕阶等门馆在夏天对学生要求较松，课业少，给学生一定的自由玩耍时间，颇受学生欢迎。

沙市私塾有义塾、聘馆、门馆三种：

1．义塾：善堂或寺院所办。如：寿安堂、文昌官、普仰寺等义塾，对学生不收费，塾师薪俸由善堂或寺院支给，待遇菲薄，勉强糊口。一般是教学生打打算盘、课读、实用杂字。

2．聘馆：士绅、富户的家塾。大都延请名师到家中教自己的子女，间或接受一二至亲好友的子女搭学。如武帮会首丁连三曾聘富久香、富商刘竹笙曾聘殷仲楷、沙市大族邓家曾聘彭子嘉等人在家教子女。他们对塾师恭敬有礼，薪俸较优，或供膳宿，以期换取塾师对子女殷勤教诲。

3．门馆：在沙市私塾中数量最多，由塾师自设，以收学费为生。收费数额不一，按塾师声望，学生课业深浅及家长经济收入情况而定。如：民国24年(1935年)，殷仲楷门馆最高每人每月收3元（银元），郑子仁一堂学生30人，每月共收费200元，而王载安一堂学生30多人，每月每人平均只收2串文（1元合8串文）。徐恕阶收岑河口、张家沟、草市等地学生，在塾食宿，每人每年除收30元学费之外，每月还收1斛米和1元菜金。所有门馆除收学费外，学生初入塾，都要自带香、烛拜孔子（塾内设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同时用红纸封钱（数额不定）送给塾师，名曰“贽敬”，农历五、八、腊月，要向塾师送礼，称为“节敬”，每月初一、十五也要交钱（约200文）给塾师，叫做“早茶钱”（民国19年后马子绶等取消了早茶钱）。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辰）塾馆停课，做“圣诞会”，买香烛、果饼祭孔，师生吃寿面、寿席，费用由学生分摊，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子女是读不起门馆的，只能进义塾识几个字，打打算盘。

1949年9月，沙市教育局对私塾进行了整顿与改造，通知塾师登记，有私塾41所，塾师42人，学生共709人。教育局规定一律采用普通小学课本，如果开设应用文和珠算，则两科教学时间不得超过总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并要求塾师坚决废除体罚和改革注入式教学方法。1950年元月，组织部分塾师参加小学教师寒假学习班学习。此后，将全市塾师分成学习小组，每周学习一次政治与业务。在塾师自愿的原则下，逐步将就近的私塾合并，由几位塾师分别任课，并增设体育和音乐，成为民办小学。1952年开始，文教局逐步将部分塾师先后分到中、小学工作。到1958年，仅余下少数年老体弱的塾师在居委会办识字班，教读小学一、二年级语文、算术课本，与附近小学挂钩，每年暑假后有一部分学生考入小学中年级，塾师则参加挂钩学校教师的政治、业务学习。1966年，私塾全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