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倒在反腐重拳之下的‘老虎’已有不少，被拍掉的‘苍蝇’更是数以万计。开展国际追逃追赃，‘猎狐’成绩同样可圈可点。”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经理李丰十分关注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反贪成绩单”。

李丰说，跟“老虎”“苍蝇”相比，“狐狸”更难对付。“猎狐”，其目的绝不只是把外逃贪官卷走的巨额资金追回来，更主要的是，要借此进一步织牢织密反腐天网，防患未然。

“从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检察机关坚持不懈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李丰说，在中央纪委统一领导下，检察机关于2014年10月起持续开展专项行动，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司法合作，已从42个国家和地区劝返、遣返、引渡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22人，包括杨秀珠、李华波、王国强、黄玉荣等35名“百名红通人员”。检察机关对任润厚等45起职务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案件及时启动没收违法所得程序，决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决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捞到好处。

对于下一步的国际追逃工作，李丰希望我国能与更多国家缔结引渡条约，深入开展追逃国际合作。有关部门要强化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阻断贪官外逃之路。

“我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完全必要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彭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完全支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为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决拥护、全力支持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点赞。

彭寿认为，检察机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做好职能划转、业务衔接等工作，并努力探索建立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员会的有效衔接机制，体现了检察机关的大局意识、担当意识。

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2017年北京、山西、浙江检察机关先行试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经验。改革全面推开试点后，检察机关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前面，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服从大局，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促进合编合心合力。四级检察院反贪、反渎和预防部门职能、机构及44151名检察干警已全部按时完成转隶。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对所有公权力人员监督的全覆盖。”彭寿表示，反腐不能留任何死角。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彰显了国家反腐的决心，推动了国家法治社会的发展和长治久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各部门密切配合。检察机关做得很好。”彭寿说。

“检察官对待每一起案件和我对待机器、医生对待病人是一样的，精益求精。”全国人大代表、莱钢集团济南莱钢钢结构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张学政从事的是工程研究工作，看完最高检工作报告，他对检察机关监督纠正冤错案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体现了工匠精神。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检察机关对受理申诉或办案中发现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沈六斤故意杀人案”等18起重大冤错案件，及时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均改判无罪。检察机关对法院再审的聂树斌案等案件同步成立专案组，重新复核证据、明确提出纠正意见，共同纠错。在张学政看来，一起冤错案件的纠正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一个细小的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报告中还指出，检察机关对冤错案件首先深刻反省自己，倒查追究批捕、起诉环节把关不严责任，吸取沉痛教训。

“冤错案件是个别现象，检察机关勇于纠错，也敢于发现自身问题。”张学政表示，人民群众都希望冤错案件越少越好，最好没有。检察机关严守在最后一道防线，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坚决防止和纠正冤错案件，牢牢守护着社会公平正义。

“法律规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对于激励罪犯改造、促进罪犯回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成为个别人逃避刑罚的手段，‘以权减刑’、‘提钱出狱’，就会严重损害国家法治尊严和司法公信力。”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萍聚工作室主任朱国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检察机关坚决惩治“高墙内的腐败”连连称赞。

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现，5年来，检察机关对提请“减假暂”不符合法定条件或程序，以及裁定或决定不当的，监督纠正11.8万人。强化对异地调监、计分考核、病情鉴定等环节监督，共监督有关部门对2244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原厅局级以上干部121人。

朱国萍认为，刑罚执行，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被判刑的犯罪，能否被严格公正地执行刑罚，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也关系到法律权威能否得到维护。检察机关坚决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就是维护刑罚执行的严肃性，让犯罪的人得到应有惩罚。

朱国萍说，作为司法机关和监狱工作人员，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保障刑罚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希望检察机关继续加强对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维护法律权威。”朱国萍最后建议。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过去的5年，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生效裁判、调解书提出抗诉2万余件、再审检察建议2.4万件，对审判程序中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8.3万件，对民事执行活动提出检察建议12.4万件。

“检察机关开展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能够保障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是让老百姓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通过最高检工作报告列明的几组数据，可以看到检察机关这些年来在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人民之幸，也是依法治国的具体表现。”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怀柔分公司管理部经理、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驻北京流动党支部书记薛志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薛志国也指出，检察机关监督的案件占所有民事行政诉讼案件总数的比例较小，这其中不乏人力、物力、财力缺乏等因素，希望有关方面加强对检察机关人财物方面的保障支持。检察机关也要努力争取各方面的资源，加强民行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深化现代科技手段在办案中的应用，争取在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虚假诉讼当事人为谋取非法利益，以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等手段串通起来，侵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扰乱了审判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同时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对于虚假诉讼，应该不留情面严厉打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新蕾刺绣部主任成新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成新湘指出，最高检工作报告中关于检察机关对于虚假诉讼开展专项监督这项工作让她印象深刻：检察机关针对民间借贷、企业破产、房屋买卖、驰名商标认定等领域，开展虚假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规模性造假”和中介服务机构“居间造假”。“不仅打击面广，而且打击成效显著。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2016年以来，检察机关共向法院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3877件，对构成犯罪的起诉452人。”成新湘说。

“检察机关在打击虚假诉讼方面取得的成绩值得称赞。我曾有过类似经历，有人冒充我的签名在贷款合同担保书上签字，导致银行要求我还款。好在后来证明了签名并非我本人签字或授权，我才避免了损失。”成新湘说，虚假诉讼往往是熟知法律的双方当事人串通起来，企图钻法律的漏洞，严厉打击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预防。她建议检察机关继续深化虚假诉讼监督工作。

2018年3月，恰逢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一周年。中国电影产业在这一年中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仅2月单月票房就突破100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平遥电影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贾樟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表明中国电影多题材、多类型、多样化的创作格局得到基本巩固，本土电影文化得到长足发展。这正是电影产业促进法给整个电影行业带来的活力。

“电影产业促进法确定了电影的产业地位，让电影产业发展有法可依，激发了中国电影的活力。2017年我国电影总票房首次达到559亿元，国产电影票房占全国票房总额达53.84%。”贾樟柯认为，正是在电影产业促进法的保障下，电影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家制定电影及相关产业政策，使电影产业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

作为一名新代表，贾樟柯表示，“我非常关注文化领域的立法。新制定的文化领域的法律，明确了政府主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原则，也建立健全了相应的管理制度。这一系列举措开始逐渐改变文化领域立法长期以来较为薄弱的局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还是难以满足众多观众的需求。”贾樟柯认为，中国电影还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中国电影艺术创造的空间还很大。艰难的起步需要迈开腿，要提振文化质量，就应当重视文创人才流动问题，重视人才引进机制建设，除了有法律的规范和保障外，国家在财政、税收、土地、金融等方面也应给予电影产业有关优惠政策，为电影市场的发展开拓新空间。

“作为江西教育战线的一名代表，我对检察机关防治校园欺凌、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推进平安校园建设、依法惩治‘校园贷’涉及的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突出成效有着深切的体会，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连续5年下降感到很振奋。”3月13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叶仁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检察机关继续开展法治进校园工作，助力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呈现多元化、高质量、高标准等特点，教育领域各种新类型和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正不断涌现，比如校外培训引发的法律纠纷。”叶仁荪表示，希望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加大工作指导力度，帮助化解教育领域的纠纷矛盾，保障正常教育秩序，维护校园和谐稳定。

叶仁荪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健全联合普法机制，助力教育部门开展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增强校园法治教育的渗透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有效提升学生的法律意识，形成“人人知法、人人懂法、人人守法”的校园环境。从形式上，可以采用少年模拟法庭、法治微电影、法治读本、维权热线等多种方式，与广大中小学生、教师和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流、心对心的互动。

叶仁荪还建议，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坚持“寓教于审”“教惩结合”，一方面依法办案，另一方面积极教育、感化、矫治“问题青少年”，同时积极帮扶救助困难青少年和被害青少年，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最高检把‘强化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司法保护’写进工作报告，我完全赞同。希望继续关注留守儿童现象,注意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给予更多的司法关爱。”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一名连任的农民工代表，张全收一直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中，留守儿童占较高的比例，留守儿童受侵害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令人痛心。”

对于检察机关保护留守儿童的努力，张全收并不陌生。他介绍，近年来，河南省检察机关像全国检察机关一样，对农村留守儿童司法保护问题高度重视，省检察院与有关部门会签文件、出台措施，开展留守儿童司法保护专项活动，严厉打击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探索对涉案留守儿童的司法救助和保护干预工作，如组建“检察蓝”志愿服务队，建设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教育基地，设立“留守儿童工作站”等等。“这些活动的效果都很好，希望注意总结推广成熟的经验做法，实现农村留守儿童司法关爱的常态化、制度化。”张全收说。

张全收认为，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成因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建议检察机关继续开展留守儿童司法保护专项活动，既准确、有力打击犯罪，又加大司法关爱力度，依法保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