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日本《支那省别全志•湖北卷》刊载的两沙运河图

《远东时报》是美国人在华创办的一份英文报纸，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该报6月号上发表了《实业计划》。由于这是孙先生首次阐述他的建国方略，因而文章一发表就立刻引起了国民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文中那段关于治理江汉的计划更是让荆沙人津津乐道，因为在他们看来，孙先生提出“在沙市须新开一运河，沟通江（长江）汉（汉水），使由汉口赴沙市以上各地得一快捷方式”，将意味着沙市至沙洋间那条差不多已快“死”去的运河（简称两沙运河）又有重生的希望了。

宋朝末期，荆州守军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侵，在荆州城北一带利用湖泊与河渠建成了“三海八匮”，以此来作为一道可借水拒敌的军事屏障，但由此也造成了原有人工运河与天然水系的混淆，一直到明清两代经过几次官督民办的疏浚，最终才在沙市与沙洋之间形成一条水运通道，即后来的两沙运河。

两沙运河中间的长湖

在两沙运河中间有一座长湖，是宋末由古云梦泽变迁而成的一条长条状河洼地大湖泊，流域面积约为3000多平方公里。人们以长湖来分界两沙运河，湖西边的河段在沙市境内，原为古荆南漕河故道的一段，因便于荆门、潜江等地的漕粮运往荆州漕仓因而被称作沙市便河；湖东边的河段在沙洋地界内，是在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因沙洋境内的汉江堤段溃口冲出的一条水道，因为常有运粮船队在这条水道穿行，因而被称作运粮河。

两沙运河西边与东边的河段都大致呈南北走向，整条河道很像一个“N”字。船从沙市便河码头起航经塔儿桥、金龙寺、沙桥门，从关沮口进长湖，在横渡长湖出蝴蝶咀后，再入西荆河至牛马咀（或张家咀）沿高桥河北行，经脉旺咀、高桥、鄢家闸止于沙洋的塌皮湖，全长约为87公里。

1895年，沙市开埠时在长江上穿行的大木船

长江与汉水几乎是两条平行东流的河道，直到汉口的龙王庙，汉水才汇入长江。假如没有这条两沙运河，那么从长江边的沙市码头将货物水运到汉江边的沙洋码头，运输船就要顺江而下先到汉口，而后再从龙王庙入汉江，逆汉水上行才能抵达沙洋码头，整个水程要整整多出600多公里。正是因为两沙运河可缩短水路运程，因而自古以来从陕南、豫南来的货物要进四川、湖南，或四川、湖南的货物要运到陕南、豫南去，都是借助这条沟通长江与汉江的快捷水道。在清朝中期之前，从长江入汉江的中、小型木船为了进入两沙运河，都是在沙市长江边的拖船埠码头用人力将船拖上岸，而后再从便河脑推入沙市便河，经两沙运河再入汉江。

1936年的沙市码头

两沙运河曾经还是一条维系鄂中百万民众正常生活的生命线。在清咸丰年之前，荆州、襄阳、郧阳府等地的人都是吃淮盐，但自从太平天国洪扬起事，长江中下游被太平军控制之后，运淮盐的船便不能沿江上行，于是鄂中民众便只好改吃川盐，从四川来的盐船一般都是在沙市码头卸货，而后再经两沙运河运到沙洋码头集散。那时的两沙运河上运粮和运盐的木船一片繁忙，往来如梭的木船上云帆高挂，摇橹与划桨的声音从早到晚吱吱呀呀地响个不停。

对两沙运河上货运木船收税是地方官府的重要财源之一，隶属于沙市海关的北钞关就设在两沙运河边的草市，雷家垱等地也设有多处征收船钞（也称吨税）的关卡。为了使两沙运河的航运畅通，明清以来历代官府都很重视对两沙运河运输安全的监管。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荆州府得知有歹人在两沙运河上勒索船上商贾便派官军去严查，不仅将人犯捉拿下狱，而且还在两沙运河沿岸的码头处立碑刻下文告，警示歹人不得擅自在两沙运河上设卡，更不得向船上商贾乱收买路钱，否则一经捉拿便严惩不贷。

1918年，日本《支那省别全志•湖北卷》刊载的荆帮木划子船图

在两沙运河上经常行驶的是一种叫荆帮划子的木船，这种船由荆沙人制造，它船底宽，船帮高，吃水浅，配有帆和橹，一次可载货200石。昼夜忙碌的荆帮划子从沙市运往沙洋的是盐、谷米、杂粮、酱大头、鲜鱼、洋布、海味等，而从沙洋运回沙市的则主要是棉花、山货等。清朝末期从沙市便河码头运往荆门、潜江等地的米及杂粮每年都不下二三十万石，仅岑河口每日外销的米粮就达一两千石。很少上岸歇息的船老大及伙计们一般都是在船上食宿，用长湖的莲藕煮鲜鱼，再来二两当地产的烧春酒，便是船工们一天忙完后的最大乐事了。

然而这条华中腹地沟通南北货流的大动脉却在清末时开始衰败，清宣统三年（1911年）沙洋汉江的李公堤溃口，夺堤而出的洪流裹杂着大量泥沙将沙洋至鄢家闸约4公里长的河道淤为平陆，同时还造成鄢家闸至高桥约4公里长的河道一并淤塞。进入民国后从高桥到沙市的河段又出现多处沙滩与土垱，从长湖来的水进来不畅，致使枯水时节两沙运河的水深只有0.3米。此外在两沙运河上还陆续建起了16座木桥，以便两岸行人通行，但窄小的桥洞仅只能容小船通过，加上这时津浦、平汉和粤汉两条铁路线已经开通，两沙运河的货物转口运输功能便日渐减弱，于是河面上往来的船只便一天比一天少了。

但两沙运河毕竟是商人和船民们赖以生存的一条活命河，它的船运不景气让许多人都深感不安，因为对商人来说改道运货会使成本增高，利润下降；对官府而言两沙运河上船只的减少则意味着税源的萎缩，财政收入的减少；对船民来讲更是摔破了吃饭的金饭碗，长此以往一家老小就只有喝西北风了。显然这个结果是各个方面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在沙市新开一条运河的设想后，沙市和沙洋两地的民众自然是欢呼雀跃。孙先生虽宣称要在沙市新开一条运河，但从沙市码头到沙洋码头之间取一条最短的航线，新河道也难以避免与原两沙运河的一段重合，因而孙先生这一计划的提出，直接促成了日后的两次疏挖两沙运河行动。

1934年，全国资源委员会水利处提出一个《沙市潜江间新运渠初步规划》，设想依托古荆南漕河故道重开从沙市便河脑至潜江泽口的运河,以恢复江汉间的货运。最先对这个规划作出响应的是驻荆沙的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他当时兼任着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主席，正在推行一个新沙市市政建设计划。在这年的12月5日，在该会第74次执监联席会议上作出了一个决议：疏浚便河脑至凤凰台巷口段河道，为两沙运河的全面疏挖开个头。

1935年沙市便河码头涨水时的情景

沙市便河码头是两沙运河的南端，从长江运来的转口货物都在这个码头装卸。由于船民们有将船上垃圾往河中倾倒的习惯，天长日久，码头一带的河水变得又黑又臭，河道也渐渐地淤塞了。除此之外，沙市城区内中山大马路、中正街（后改胜利街）一带的雨污水也都是在往沙市便河排放，由于河道不畅也造成了城中积水难泄，所以这次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作出疏浚河道的决议让市民们很是高兴。这项工程具体由该会的工务股股长童月江负责实施，童在当地开有照相馆和运输公司，是个颇有声望的大商人，他让该会聘用工程师王信伯设计了一个便河脑河段疏挖方案，最后以2000多块大洋的招标价交由福兴营造公司承包这项工程。1935年1月疏挖工程正式开工，约历时一年多才完成，疏挖河道约280多米，同时还对沙市便河码头沿岸的石台阶进行了整修。经过这次疏挖便河脑一带的水变清亮了，沿岸积水的排泄便利了，船只的进出也畅通多了。

自从鄢家闸一带的河道淤被为平陆之后，两沙运河东段的航运功能就基本消失了，因此疏挖两沙运河的关健是要恢复鄢家闸、高桥一带的河道。1936年，在沙市和沙洋两地商人和船民的恳求下，沙市商会、沙洋商会和沙市盐务稽核所共筹集了1.1万块大洋开始组织河工对鄢家闸、高桥一带的河道进行疏挖。谁知这一年天公不作美，入夏后偏偏雨水不断，导致两沙运河的水位一个劲地猛涨，最终迫使疏挖工程不得不停下来，结果鄢家闸一段只是初步挖出了一块河形。

显然仅靠沙市和沙洋两地商会的财力来办这件大事，那不过是杯水车薪，要想重开两沙运河，最终还得依靠掌握大财源的官府。1937年3月，沙市和沙洋两地商会、沙市盐务稽核所、湖北省内河航运管理局联名向湖北省政府提出了疏浚两沙运河的提案，同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江汉工程局长席德炯等人也连续9次向湖北省政府呈递疏浚两沙运河意见书。在湖北政商两界人士的共同推动下，湖北省政府终于责成省建设厅会同江汉工程局即刻对疏浚两沙运河进行先期查勘，以拿出一个“贯通江汉、排泻洪水、灌溉农田”的全面治整方案。

1935年两沙运河金龙寺码头被水淹情景

1937年11月，江汉工程局作出两沙运河工程查勘十项要点：拟在沙洋建船闸、在沙市建倒虹管、在丫角等地建活动坝等，以借汉江的活水来通江连汉。同时还将对鄢家闸一带未挖完的河段继续进行深挖，以达到河底宽10米，枯水时水深1米的通航条件，整个工程初步预算为3万块大洋。1938年2月，湖北省政府批准了这一方案，并决定工程所需经费先由川盐税局拿出2万块大洋，其余部分再由沙市和沙洋两地商会、船业公会去自筹，并要求工程在当年8月前完工。

然而1937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自从这年8月“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日军侵华的战火便逐渐从华东烧到了华中。1938年9月日军兵分多路逼进大武汉，湖北省政府不得不西迁鄂西恩施山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早已无人再顾及两沙运河的疏挖工程了。

在抗战胜利之后，湖北省建设厅水利工程处于1946年10月曾提出一个《两沙运河航道工程计划书》，想接着干战前未完成的疏挖工程，并为此成立了一个两沙运河工程处，然而最终因为这项工程所需费用巨大，加上此时国共两党内战已起，物价疯狂上涨等原因，还未等这项工程开工这个工程处就被解散了，两沙运河疏挖计划便再一次泡汤了。

从那以后两沙运河的疏挖便再也无人提起，河道的淤塞自然也就越来越严重，以至后来除了从沙市到长湖一段的河面上还偶尔能见到一些小木划子外，其余河面上已很难见到木划子船了，两沙运河的桨声已经渐行渐远了。

2010年，南水北调中线的引江济汉工程在荆州李埠镇开工，这条新运河长68公里，可通行1千吨级船舶。2014年，这条运河正式通航，孙中山先生在荆沙新开运河的计划终于变成现实。

 （该文选自张俊正在撰写的新著《民国荆沙往事》，张俊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