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冬天，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在安徽小岗村诞生，中国农民的命运就此发生改变。四十年后，改革开放时移世变，在农村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共存的新关口，一项直面人地关系的体制创新正在荆州市公安县铺展开来，迸发出勃勃生机。

户户联合“一田多金”背后的逻辑

在充分释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红利后，中国农村发展进入新的瓶颈期。在湖北省荆州市，68.492万公顷的耕地上存在着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土地碎片化等问题，成为乡村振兴的瓶颈。

2017年前，公安县麻豪口镇沙场村62岁的村民熊学良年收入仅1万元左右。而在2017年，他的收入陡然超过4万元。是什么让村民的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麻豪口镇党委书记万治红为记者揭开谜底。

2016年底，公安县委、县政府设计实施创建了“三个合作社”新机制，即土地股份合作社、劳务合作社、资本合作社。“三个合作社”新机制的主线就是集并土地、集合劳力、积聚资本。

在该模式下，由本村村民参加的合作社引进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村民以土地入股，按照每平方米0.8—1.0元的土地流转费获得保底收益，年底还能获得由市场主体盈利带来的股权收益分红。此外，“三个合作社”将农村劳动力从固定的土地中解放出来，通过劳务合作社的组建形成农村劳务用工库，以前无事可干的农户被集中起来在用工时期统一派工，一个劳务工每天能够获得80—150元的劳务收入，实现了流转土地挣租金、入股分红得股金、参与劳务拿现金的“多金”模式。

在沙场村村委会，熊学良给记者算起了“致富账”：自家8亩水田，土地入股每亩每年667元保底收入，共5336元；一年的劳务收入将近1万元；年终集体盈利分红1000多元；自家养殖的小龙虾每亩收入超过3000元，共24000多元。地还是那块地，年收入却从1万元变成4万多元。

社企合作提高“三农”经济话语权

据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71.4%的耕地由小农户经营。大多数小农户分散经营，无法主动与现代农业市场主体对接，而企业面对繁杂缓慢的土地集并望而生畏。

在公安县斑竹垱镇，全镇22个村如今已全部创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把14万多亩的耕地连片集并起来，吸引上市公司通威集团来投资，在此作为全县的核心区域开发2万亩的“双水双绿”(绿色水稻、绿色水产)生态产业。湖北通威特种料销售公司水面部经理刘小光表示，“‘三个合作社’模式替企业省去了土地集并的环节，节省了时间成本，我们非常愿意以这样的形式与老百姓一同致富。”

在斑竹垱镇的稻渔高效连作示范基地，2万亩土地已被通威公司统一平整，凭借通威公司的智能化技术管理和品牌效应，这里的小龙虾能够实现一年3—4季出虾，平均每亩小龙虾收入可达5000元，企业利润的增长将直接带动合作社农民增收。

在“三个合作社”的组织框架下，农户和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合作社通过签订契约保障了农民权益，又为资本下乡消除了现实困难。在企业的引导下，合作社社员为实现高产值而积极提高种养技术，与企业互利共赢，完成了从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的转变。

村社合一重塑集体组织双重属性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人口骤减，农民与村集体的联系愈加松散，集体经济空壳化现象尤为突出。

就在基层村集体功能亟待增强之时，“三个合作社”通过村社合一的方式把农民、干部重新凝聚起来。为充分发挥村集体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双重属性，“三个合作社”严格规定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理事长(不取酬)，村集体占有合作社股份。“三个合作社”的运行确保在制度设计上提升了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引导力，同时也进一步壮大了集体经济。

如今，公安全县已创建土地股份合作社123个、劳务合作社72个、土地股份化合作达65%，农民成为了产业链上的投资者、受益人。

孟家溪镇青龙村是一个省级深度贫困村，该村通过创建“三个合作社”，成功吸引广东四季绿公司投资建设“天露湖”国家生态农业公园项目。农民在合作社的带领下，积极参与到田园综合体建设。村民周泽全善学技术，是一名葡萄种植能手，被聘到果园管理岗位，每月可获得2400元的管理收入。孟家溪镇镇长李洋说，“青龙村自主组建起农机合作社、保洁服务公司，把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盘活，拓展出了‘三个合作社+X’模式，进一步激发了集体经济活力。”

公安县委书记刘润长认为，“三个合作社”抢抓了农村“三权分置”的战略机遇，重构了农业生产关系，理顺了土地、劳务和资本的联系，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吸引市场投资，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丰富和创新，通过复合式增收化解了土地流转后的“挤出效应”，拓宽了农民的致富渠道。同时“三个合作社”促进了农村干部职业化、管理社区化、生产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