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红红火火的监利育秧工厂风光不再，将农民、村集体、市场主体三方利益深度捆绑的公安合作社轰轰烈烈铺开——

初冬时节，江汉平原最后一季晚稻收割归仓，万顷良田散发出丰收喜悦。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穿行垄上阡陌，问农民一年收成，发现同是农业大县的监利和公安，合作社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监利的育秧工厂曾经率先实现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如今风光不再；公安的三个合作社盘活农业生产三大要素，很快在全县推广。

育秧工厂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三个合作社调整的是农村生产关系，两者都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它们之间有何必然联系？它们的兴衰交替对乡村振兴有何启示？我们追寻二者的发展轨迹，解读它们的现实意义。

【上篇】

曾是政府的宠儿、农民的救星、资本追捧的对象，如今风光不再——

七家育秧工厂停摆的背后

11月12日，监利县黄歇口镇大兴村，大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10多个塑料大棚“泡”在水中，合作社老板万大发与妻子在大棚里打捞浮萍。这些大棚原来都是育秧大棚，今年改成虾棚。

说起他的育秧工厂，万大发一脸沮丧：6个股东散伙，300万元投资打水漂，现在还亏欠几十万元，不得已，只好改行养虾。

曾经红红火火的育秧工厂，被视作政府的宠儿、农民的救星、资本追捧的对象，如今风光不再。“全县48家育秧工厂，已有7家停摆。”谈起育秧工厂，作为培育者，监利县政协副主席、原农业局局长李家模脸上写满惋惜。

育秧工厂解决历史难题

2010年，监利县周老嘴镇农机员周振涛在塑料大棚中试验旱育秧成功，使机插秧成为现实，打通了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的技术瓶颈。次年，他在县农业局支持下筹办育秧工厂，流转大量土地建基地做示范，同时为基地之外的农民提供从育秧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服务。

周振涛的育秧工厂获利匪浅，在监利220万亩良田上炸了一个“响炮”。时值国家号召社会资本下乡，龙头企业、农资老板、农技员，甚至公务员都纷纷筹资下乡建育秧工厂。到2015年，监利全县育秧工厂已达48家，社会资本总投资超过7亿元。

育秧工厂的出现，使“谁来种田”“如何种田”等历史性难题迎刃而解。

监利县委组织部干部唐华山80岁父亲在三洲镇老家种田，每年到插秧季节就打电话叫唐华山回去插秧，唐华山不胜其烦。育秧工厂出现之后，唐华山请合作社代种，不仅解放了自己，费用还低。

李家模列举育秧工厂带来的变化：

全程机械化改变农民过去种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累；社会资本对大规模流转土地趋之若鹜，土地流转活跃起来；有成千上万亩农田规模，育秧工厂直接向农资厂商低价团购，拉低农资价格，农民得实惠；大型烘干设备解决农民无地晒粮的尴尬；育秧工厂加工大米，注册商标，打造品牌，提升监利大米影响力、附加值。

从一颗种到一粒米，水稻种植每一个环节，育秧工厂都能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服务，完全能做到“谷不落地，颗粒归仓”，生产力水平达到粮食生产历史高峰。

“一增一减”进退两难

从2017年起，育秧工厂开始走下坡路。除了停摆的7家之外，剩下的一些开始大面积缩减土地流转规模：黄歇口镇的“女粮王”毕丽霞缩小流转规模1300亩，程集镇的金草帽合作社从4000多亩缩减到2000亩，汪桥镇的刘应文放心粮基地从1000亩缩减到300亩……

如此先进的生产方式，为何只火了几年就遇冷？

“粮价逐年下降，单纯种田亏本”。这是育秧工厂老板们得出的一致结论。

在种粮效益降低的大背景下，监利大规模推广虾稻综合种养模式，亩均纯收入3000元以上，比单纯种粮高得多。

农业结构调整吸引农民与资本注意力。更多社会资本流向虾稻田，地租涨到每平方米1元，远高于种粮地租每亩500元。农民纷纷取消与育秧工厂的流转合同，收回农田，要么自己养虾，要么转租给别人养虾。

一只虾轻松“吞并”一粒米。虾稻连作代替育秧工厂成为新的农业明星。

尽管育秧工厂种植规模缩减，但服务规模逐年增加。

以金草帽为例：机插秧服务面积，从2014年3400亩增加到2018年8100亩；给农户配送农资，从2014年100万元增加到2018年1000万元；飞机防治，从2015年2000亩增加到2018年20400亩；烘干储存粮食，从2015年300万斤增加到2018年4000万斤。

土地流转规模减少，社会服务规模增加，这“一减一增”让育秧工厂进退两难——继续经营，风险大增；完全退出，难舍那点服务薄利。

“三步走”计划落空

“一增一减”同时出现在育秧工厂身上，说明了什么？“农民拥抱先进生产力，抛弃落后生产关系。”李家模分析，流转规模减少，说明育秧工厂模式不受农民欢迎；服务规模增加，说明先进生产力还是得到农民拥护。但先进生产力不会必然增加农民利益。

李家模将育秧工厂与企业车间相提并论：生产线引进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并不会直接提升工人工资，相反会产生“挤出效应”——把工人从生产线上挤走，就像育秧工厂实现全程机械化之后把农民从生产环节上“挤走”一样。“农民是土地的主人，剥离农民主人身份，农业生产会遇到阻力。”李家模的观点在金草帽合作社得到印证：金草帽自己管的300亩基地，亩产1620斤粮食，农民代管的农田亩产1100斤，同样品种，同样方法，同样的田，只是种田人的身份不同，亩产相差500多斤。“田是他的田，谷不是他的谷，收多收少跟他无关，为减轻劳动量，农民撒肥打药时直接倒掉走人。”金草帽理事长周祖清对代管农民投机取巧无计可施。

李家模认为，发生监管失控的原因是育秧工厂没有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农民就“用脚投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必须围绕人、地、钱生产三要素，建立农民、村集体、市场主体深度联结的利益机制。”李家模说，当初做顶层设计时他为育秧工厂制订“三步走”计划——合作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合作共同体是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生产服务；利益共同体是把农民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农民得租金；命运共同体是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以主人身份参与合作社发展。育秧工厂已经完成前两步，李家模离开农业系统后，第三步再也没有推进。

李家模设想的“命运共同体”没在监利实现，却在公安县落了地。

图为：监利县一处育秧大棚改成了虾棚。

【下篇】

村民变股民，一金变四金，利益调配使三个合作社如旋风般席卷公安乡野——

令人期待的“利益共同体”

2017年3月，公安县麻豪口镇沙场村率先试水，成立祥鄂土地股份合作社、民齐顺劳务合作社、和顺资本合作社三个合作社。与育秧工厂相比，三个合作社中的农民身份发生变化，村民变成股民，不再是雇工；收入除土地租金外，还有入股分红得股金，参与劳务得现金，外出务工得薪金；村集体也获得公积金与公益金。

三个合作社将各方利益深度捆绑，构建“利益共同体”，受到多方欢迎。一年多来，公安全县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123个，劳务合作社72个，资本合作社5个，2019年可实现全覆盖。

深度“捆绑”，重构利益机制

三个合作社中土地股份合作社最重要，各方利益体现其中。

以沙场村为例，土地股份合作社由村民、村集体和明珠家庭农场共同入股组建，全村5791亩农田，每亩1股，总股份5791股，其中农户5491亩土地经营权占总股份52%，村集体300亩土地占总股份3%，明珠家庭农场475万元资本占总股份45%。

收益分配上，农户和村集体享有“保底收入+盈利分红”，明珠家庭农场只参与盈利分红。保底收入即为土地流转费，每平方米每年1元，盈利分红由合作社从当年收入中扣除生产费用并提取20%的公积金、公益金后，将净利润按股分红。

民齐顺劳务合作社吸收全村在家劳力306人，主要承接明珠家庭农场、村庄环境整治、稻草囤积等劳务。和顺资本合作社由部分股民出资，注册资本100万元，为内部成员发展提供资金互助。

2017年，祥鄂土地股份合作社总收入1456万元，扣除农户保底收入366万元、明珠家庭农场投入475万元、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31.6万元之后，农民分红69.6万元，村集体收入14万元，明珠家庭农场分红56.9万元，三方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利益。

5组村民熊学亮以8亩土地经营权入股，保底收入每亩667元，共计5336元；分红每亩127元，共计1016元；养虾亩均3000元，总共2.4万元；劳务收入每天150元，共9000多元。一年下来，熊学良收入3.9万多元，比他自己种田高出3万多元。“以田养老，儿女不用操心。”熊学良全家都支持土地经营权入股。

资本下乡，市场渠道到田

引进市场主体，是三个合作社成功运转的重要一环。

章庄铺镇欣荣村成立合作社之后与10多个市场主体洽谈，最后与鑫盛农贸牵手。

市场主体下乡，看中的是土地规模，正如当年社会资本投资育秧工厂一样。不过育秧工厂是投资老板自己与农户谈流转，三个合作社是合作社先把土地集并之后再招商。

先集并土地，后招商引资——典型的工业思维，降低资本下乡谈判成本。公安县先后引进广东四季绿、四川通威、正大集团等6个投资万亩以上项目，以及28个投资千亩以上的公司。

公安县农办主任罗金海认为，育秧工厂投资重点在生产环节上，三个合作社同时注重生产与销售两端，投资者带着市场渠道下乡，省去合作社寻找市场的压力。

社会资本下乡，市场渠道到田，小农户与大市场实现对接，农产品销得快，价钱还卖得好。金秋农业“阳光玫瑰”系列葡萄每斤卖到100元，四季绿把公安大米每斤卖25元，通威集团把斑竹垱镇的鲫鱼每斤卖40元、大白刁每斤60元，是市场均价的3倍。

连锁反应，激活沉寂乡村

“三个合作社把农村搞活了，前景令人期待。”罗金海掰起指头细数三个合作社的好处：

农民增收明显，扶贫好帮手。加入三个合作社后，2017年公安全县5897人脱贫，8个省级贫困村摘帽。

土地入股，村集体活了。斑竹垱镇双东村以207亩集体土地入股，去年保底加分红收入13.8万元。2017年全县集体经济过10万元的村有62个，过5万元的村占全县总村数的88.7%。

现代农业风生水起。全县建成110个农产品标准化基地，葡萄种植11万亩，虾稻连作30万亩，特色种养比超过50%。“闸口小龙虾”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质莲藕打开美国市场，“陆逊湖”甲鱼荣获中国展交会金奖。

乡村治理底气足。省级贫困村青龙村以前负债累累，“手里无米，唤鸡不理”，村委会只算个“维持会长”。成立三个合作社后，村集体每年固定收入30万元，现在村里通知开会，村民“麻将一推都来了，生怕错过什么好事”。

【观点】

从育秧工厂到三个合作社——

利益联结为双层经营体制注入新内涵

风靡一时的育秧工厂风光不再，破壳而出的三个合作社风头正劲，它们之间有何必然联系？它们的兴衰更替对正在火热推进中的农村改革、乡村振兴有何启示？

监利县政协副主席、原农业局局长李家模认为，同为农村专业合作社，育秧工厂主要是生产服务的合作，三个合作社是生产要素的合作，明显要高出一个层次，为加强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了新的内涵，符合当前农村生产关系调整的需要。

荆州市农经局局长肖西根认为，构建新的统分结合机制，需要有全新的利益链。一是购买服务，如“育秧工厂”，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农民或家庭农场向其购买。但是这种购买服务遇到结构调整或自然灾害等外部风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育秧工厂现状已经证明。二是利益捆绑，如“三个合作社”的深度合作，这种利益链更牢固。按照公安县委设计，“三个合作社”全面激活农业生产三大要素——土地、劳力、资本，将农村人、财、物集中捆绑使用，利用全新的股份合作机制，打造农民、村集体、市场主体三方“利益共同体”。“把合作社打造成‘利益共同体’是大势所趋。”省农经局局长张清林说，农业中的合作社就像工业企业一样，是独立市场主体，是乡村振兴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