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赤声是个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后来转变成一个无产阶级先进战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国共合作时，参加中国国民党，并任中国国民党江陵县党部执行委员会秘书，1927年初任荆沙总工会秘书，同年9月任中共江陵县龙湾区委书记，1928年2月壮烈牺牲，时年27岁。他担任职务不高，从入党到就义只从事了3年革命活动。但他像一粒生命力旺盛的种子，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他的革命事迹和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精神，一直为当地人民传颂。

不断追求真理

刘赤声，原名仁祥，号慈生，后改名赤声。1901年11月3日出生在江陵县刘家老台（现属潜江市老新镇赤声村），其父刘其祯，少而好学，深通经史，但屡试不中，只得花钱买了一个“新爷”的学衔，在家经营土地，教子女读书识字。其母孙宜秀，出身富裕家庭，但天灾人祸闹得家破人亡，仅剩下她孤单一人，11岁便到刘家当童养媳。她温良敦厚，与刘其祯成亲后除操持家务，还下地干活，不辞劳苦，给赤声以良好的影响。

赤声从小聪明好学，颇有抱负，富有同情心，看到家里的长工起早摸黑地劳碌，放学后就帮长工挑水、扫地，同放牛娃一起玩耍。他7岁上学，在第一个启蒙老师刘其佑的私塾里读到第六年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产生了反感，他当着同学的面，对刘先生说：“先生，我在这里读腻了，让我换个学堂好吗？”他父亲将他转到秀才严壮卿的学堂读了近一年，又觉无味，对严先生说：“在你这个私塾读下去，恐怕会误我的终身。”他的父亲又将他转到龙湾街关晓峰的学堂里。关先生是远近闻名的知识分子，见他聪明好学，有见解，很是器重。赤声崇拜有知识的人，对关先生十分尊敬。在关先生学堂学习了5年，于1919年考入沙市甲种农业学校，1922年又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

赤声在家乡念私塾期间，目睹地主盘剥，土劣横行，大为不满。在荆沙求学时，又读了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章和五四时期的一些进步书刊，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为深恶痛绝。在北京求学期间更加关心国家命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进步教师的熏陶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他认为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4年秋，他串联朝阳大学同学、进步学生胡梅生、刘生庭等建立了江陵留京学生会，创办了进步刊物《梦醒》，刘赤声任主编，积极撰写文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号召工人农民反帝、反封建，推翻中国的黑暗统治。这个刊物办了一年多，出了10多期。他还利用每年假期回家的机会，组织家乡有知识的青年畅谈国家大事，学习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理。1924年与胞弟刘云生，堂弟刘蓉生一起组织了一个“邹桥前进社”，有朱月山、朱兴周、刘兴源、黄毓瑶、皮绪成等10多名社员，刘赤声任社长。他组织社员传阅《梦醒》杂志和江陵留京学生会主编的《少年江陵》等刊物，启发他们学习马列主义，认清国内外的形势，为后来老新、龙湾等地发展党的组织和农民运动播下了种子。1925年，刘赤声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土。

领导制沙工运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沙市。同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陵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公开成立。刘赤声受中共湖北省委的派遣来到沙市，任国民党江陵县党部秘书，与张家骦、侯蔚文、刘以成，李圣文、向克诚、王济川、王永善、定中位等同志（除王济川外均为共产党员）一起领导荆沙的工人运动和江陵全县的农民运动。

1927年1月15日，荆沙总工会成立，向克诚为负责人，刘赤声任秘书。同年2月，在县党部领导下，荆州城各校学生几百人和工人纠察队一起为抵制洋货上街游行，查抄了“新亚”、“孔华丰”、“刘翰丰”、“四美”等广货店的洋货，然后来到县政府门前，要求县长周国桢拿出钱来支持工农运动，支援北伐军。刘赤声与群众代表同周进行谈判，周态度暧昧，刘赤声便与县党部的其他共产党员发动群众声援，一夜之间在荆沙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革命的标语，周县长吓破了胆，连夜逃遁。

荆沙总工会成立以后，在向克诚、刘赤声等直接领导下，各行业工会相继成立，有会员1万多人。各工会组织工人，开展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沙市警察局长庄新墅，一贯欺压市民，人力车工人受害最深。人力车工会组织工人冲进警察局，捉住了庄新墅，给他戴上了高帽子游街示众，大长了工人的志气。为了反对“履泰益”车行老板肖芷英的残酷剥削，人力车工会在大寨巷李家塘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斗争大会。会后，工人纠察队押着肖芷英游遍了沙市的大街小巷，残酷剥削工人的资本家成了过街老鼠。

1927年3月，在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了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全县农协会员一致要求惩办弥陀寺的大土豪卞伯涛，刘赤声向中共江陵县特支书记李炼青建议，认为不打击反动势力、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发展，江陵县特支接受了刘赤声的建议，组织群众在江陵县城郭家饭店抓住了卞伯涛，县特支决定，由刘赤声、李宣成同志召开控诉大会。会场设在江陵县城学通巷一个小学的操场上。会上揭露了卞伯涛的罪行与阴谋后，群情激愤，连被卞伯涛骗来“请愿”的几百人也丢掉手中的小旗帜，一致要求处决卞伯涛。经县特支同意，将卞伯涛押至西门开元观空场上执行枪决，为人民除了一害，打击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

实行武装割据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为了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江陵县委决定，派刘赤声和他的妻子陶元柏以及李宣成、刘云生等到龙湾刘家台一带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共龙湾区委，由刘赤声任书记，李宣成任组织委员，陶元柏任秘书。

遵照县委的决定，刘赤声于1927年9月中旬回到龙湾刘家老台，立即着手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相继在邹家桥、刘家老台、龙湾、洪宋场、候家场、沱子口、徐李市（以上各地当时属江陵县、现属潜江市）、董家台（属监利县）等地建立了8个地下党支部，发展党员100多人。在此期间，刘赤声主持召开了10余次党的会议，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宣讲外地革命声势，讨论如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打击土豪劣绅等重大问题。他在会上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搞白色恐怖，我们要发展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与此同时，刘赤声还与沔阳的胡幼松、监利的董益斋等互通信息，互相支持。

刘赤声十分重视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一次，在徐李高桥荒场上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刘赤声向农民宣讲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罪行，号召农民用“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革命精神来抗租抗税，推毁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还动员妇女组织起来，做家庭的主人，提倡男女平等，妇女放大脚，蓄短发。在刘赤声等的发动组织下，徐李、龙湾、谭沟等地的农民协会纷纷建立，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刘赤声出身地主家庭，家有200多亩地，六七百只鸭子，一栋三层大瓦房，雇两个长工、两个放牛娃。他对区委们说：“要把国家的革命搞好，首先要把自己家庭的革命搞好，革命要从自己家里搞起。”并要同志们帮助他革自家的命。他回到家乡之后，就向父亲刘其祯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形势，说中国要走俄国人的道路，讲弥陀寺镇压了不老实的土劣卞伯涛，劝父亲为劳苦大众着想，不要收租，把土地还给农民，把家当拿出来支援革命。在刘赤声、李宣成等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压力下，刘其祯的思想有了转变，并表示革命需要什么，他都尽量支持。

1927年10月，刘赤声在刘家祠堂门前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成立了刘家老台农民协会，赤卫队、挺进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会上，刘赤声将自家的两盒田契文约当众烧毁，号召广大农民积极行动起来，收回土地。宣布谁种地，谁收粮，不准地主收租。会场欢声雷动，口号声此起彼伏。会后举行了游行，向反动的封建势力示威，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向沙市、武汉等地逃窜。刘赤声趁着这一有利形势，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使老新、龙湾、白鹭湖等地20个农民协会相继成立。

为了发展农民武装，刘赤声用他父亲的全部家产，在刘家祠堂办起了兵工厂，请来20多个铁匠，制造罐子炮、导火筒、梭标、长矛、大刀、匕首等武器。刘赤声在兵工厂门前亲笔写了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谁是世界的创造者只有劳苦的工农，”下联是“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横联是“武装夺取政权”。

革命力量发展壮大，阶级敌人惶惶不安，妄图扑灭这一革命烈火。1927年10月下旬徐李市保安队100多人袭击刘家老台的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刘赤声、李宣成等同志立即率领赤卫队、挺进队100多名队员，击退了保安队的进攻，并乘胜进攻徐李市，杀掉了伪税务人员高炳柏、谢志林，枪毙了大土豪徐友山、万祝山、孙家兰，除掉了危害人民的大土匪陈礼忠，捣毁了鸦片馆。

1928年元月初，刘赤声在刘家老台召开区委会议，传达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组织“年关暴动”的指示，决定发动农民举行“年关暴动”。农历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刘赤声率领赤卫队、挺进队300余名农民武装攻克了徐李市，赶跑了保安队。此时，在刘赤声的领导下，党的组织和农民武装日益强大，建立了以白鹭湖为依托，以刘家老台为中心，南自董家台，北抵龙湾司，东起老新口，西达白鹭湖方圆百里的一块白鹭湖革命根据地，并准备建立龙湾苏维埃政府。

夫妇慷慨就义

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敌人的反扑也越来越凶。1928年2月9日，刘赤声、陶元柏等在董家台检查工作后回到了刘家老台，当晚召开区委会议。匪团总赵百川和保安队长陈国祥派人探知此情况后，纠集龙湾、老新口的保安队300多人，在当晚三更分别包围了刘家祠堂兵工厂和区委驻地刘家老台。由于哨兵大意轻敌，下半夜自动离哨，刘赤声等听到枪声四起，已来不及转移。刘赤声与陶元伯一起隐蔽在自己家的夹墙中，只有李宣成、刘云生冲出了重围。保安队冲进刘家祠堂，杀害了兵工厂的保管员颜泽绪、刘贵兰等3人，伤2人，劫走土炮刀枪后放火烧了刘家祠堂。保安队在刘家老台大肆搜捕，未见刘赤声，便将群众赶到一块荒地上捆绑吊打，逼群众交出刘赤声。荒地离刘赤声隐蔽的地方只有200来米，他听到群众在敌人皮鞭下的凄惨叫声，心如刀绞，便让陶元柏出来看动静。陶元柏刚出来就被保安队抓住。敌人抓住了陶元柏，更加怀疑刘赤声未走远，更加疯狂地拷打群众，为了不让群众受连累，刘赤声从容地点出来，向敌人大声喝道：“我就是刘赤声，你们把无辜群众放走！”群众得救了，匪徒抓住了刘赤声，并放火烧了他的房屋和其他8户民房。

天亮后，保安队把刘赤声夫妇押往龙湾。北风呼啸，大雪飞扬，身怀七个月身孕的陶元柏行走十分困难。走到徐场汪祖香家门前时，敌人威逼她交出地下党组织名单，她怒视匪徒，毫无惧色，一言不发。凶残的敌人对陶元柏下了毒手。

陶元柏，当阳城关人，1925年在县女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是当阳县妇女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925年由当阳地下党选送到武昌董必武主办的党务干部学校受训，同年入党，毕业后，分到江陵县从事革命活动。经堂弟刘蓉生介绍，与刘赤声结成伉俪。在荆沙，他们一起写标语，搞宣传，尝到工人运动节节胜利的欢乐。在龙湾，他俩一起搞串联，发展组织，领受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艰辛。他俩智勇双全，风华正茂，正在为党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不幸落入敌人魔爪。
    敌人杀害了陶元柏后，又把刘赤声押到李场，将刘赤声吊在屋梁上毒打，逼他交出组织名单。刘赤声一声不吭，宁死不屈。匪徒无奈，就在他的脚趾上钉竹签，解往龙湾。

在龙湾保安队部，敌人施展了各种卑鄙伎俩，企图逼迫刘赤声背叛革命。匪团总赵百川亲解其缚，装得很和善地说：“我只要你不搞共产党，你要什么给什么。”刘赤声回答：“我只要一条。”团总忙问：“哪一条？”刘赤声回答道：“我要蒋介石和你们的狗头，你办得到吗？”团总恼羞成怒，用烧红的纺纱锭子刺入刘赤声的耳内，在他疼痛难忍时，团总问：“你是归顺我们求生，还是跟着共产党讨死？”刘赤声坚定地回答：“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了血也要向共产党流。”为了从他口里得到一些共产党的情报，团总又请来刘赤声早年敬重的老师关晓峰劝降。关晓峰对刘赤声说：“你是我的好学生，我不忍你白白送死。单丝不能成线，独木不能成林，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低头认个不是，老夫保你无事，日后好施展你的才华。”刘赤声说：“老师的美意学生领了。当今中国如此黑暗，万民涂炭，学生不能昧着良心助纣为虐。士可死不可屈志，我已落入罗网，任他刀砍斧劈，先生无需多费口舌。”关晓峰无言以对，凄然而去。

一向视刘赤声为眼中钉、肉中刺的龙湾大土豪傅步尧、徐柏林、胡步瑗、徐建成等人深知共产党神通广大，担心关押久了会生不测，便写了所谓《联合公禀》的催词，凑集光洋一担犒劳，恳求团总火速处决刘赤声。

1928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廿四日）上午，两个保丁架住刘赤声的胳膊，一群匪徒荷枪实弹前呼后，将他押赴刑场。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刘赤声穿着被撕破了的衣衫，冻得皮肤紫红。他拖着沉重的铁镣，昂首挺胸，走进刑场。沿途群众无不为之悲愤，满街尽是哭泣声。在龙湾祖师殿前的刑场上，燃着两堆烈火，浓烟滚滚。刘赤声面对顽敌，大声说道：“我刘赤声要死在你们的刀下了，我要向乡亲们讲几句话。”保安队长陈国祥说：“在牢中把你整死几次，你也不说一句话，今天看你讲些什么？”刘赤声艰难地站在桌子旁边，环视着乡亲们，用嘶哑的声音讲道：“父老们，乡亲们，共产党是杀不绝的，我刘赤声死了，无数个革命战士将会继续战斗，中国的革命一定胜利！”他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匪徒们吓慌了，涌上去拳打枪砸，刽子手童心和举起大刀杀害了刘赤声，并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胸膛，取出心肝。惨无人道的匪团总赵百川竟将他的心肝炒的吃了。刘赤声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敌人把刘赤声的头颅悬在龙湾祖师殿门匾上示众，后又转到徐李，挂在四乡庵前的一根大树上。刘赤声英勇就义后，广大群众万分悲痛，刘家老台的贫苦农民徐顺礼、徐兴德和烈士的婶母李三㛅冒着生命危险，把刘赤声的遗体偷搬回家，同陶元柏的遗体一起安葬在刘家老台的南面。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烈士的家乡和家庭。1952年，中央南方慰问团到刘家老台进行了慰问，赠给刘赤声烈士的父亲刘其祯老人一枚金质毛主席像纪念章。人民政府拨款在刘家老台修筑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桥，取名“赤声桥”，把刘家老台命名为“赤声村”。1980年，人民政府又拨专款在赤声村修建了“刘赤声烈士纪念碑”，每逢清明节和烈士就义的日子，周围几十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和人民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烈士墓前敬献花圈，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誓将遗愿化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