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托管班中，孩子们在吃饭。她们的父母大部分都常年在外打工。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小冉，12岁，回族，四年级。她的父母在水城打零工，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待个两三天就走，平时除了帮59岁的爷爷干农活外，还要照顾不会走路的弟弟。 她的梦想是当老师。

　　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中，两名女孩儿在下棋。

　　在中国3000万寄宿学生中，林婉莹只是很普通的一个。

　　2004年，在湖北荆门农村老家，她好好地正上着小学三年级，一夜间家门口的小学“蒸发”了。她被一个把屁股颠得麻麻的“麻木车”，带到镇里的学校。这个当时不知道 “撤点并校”为何物的姑娘，和很多村里的孩子一起，“被寄宿”了。

　　她一寄宿就是11年。这11年里，全国小学以每天约68所的速度消失着。

　　当时，多数学校还没为突然到来的寄宿大军做好准备，学生居住的宿舍“挤、险、臭、难、秃”。直到今天，一些地区的寄宿学校依然没有做好准备：孩子住在校外，安全受到威胁。

　　像大多数寄宿的学生一样，林婉莹还叠加着一个身份：留守儿童。5岁时，父母就离家，由祖辈照顾她。

　　如今，留守一代“林婉莹”们多数已进入大学或开始工作。很多个“林婉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寄宿不仅是他们的青春记忆，也“滴灌”式地影响着今天，甚至可能影响一生。

　　10多来，关于寄宿学校的反思、争议、纠偏，一直没有停止过。

　　撤点并校

　　没有准备好的不仅是8岁的林婉莹，还有学校，甚至国家。

　　林婉莹来到镇上新小学时，学校在小卖部边上临时弄了两个房间，连厕所都没有。等到后来寄宿的学生更多了，学校才想法修了个院子。“有的寝室能摆10个上下铺。”

　　林婉莹一开始还觉得新奇。但成年后，当时的寄宿小学留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学校伙食不太好，卫生也不太好，很多女生一星期洗一次头，头上长了虱子。

　　据《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像林婉莹这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寄宿生有3276.51万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21.85％。

　　这样普遍的寄宿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奇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在调研中观察到，目前寄宿制学校的硬件与本世纪初相比，多数得到了很大改善。多数学校的“条件特别好，钱用不完”，有的中学条件甚至堪比大学。

　　但是学校硬件提升仍有空间。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不一样的成长：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报告》中，一半以上（53.3％）的留守儿童居住在8人以上的房间，近两成（18.9％）留守儿童表示不能保证一人一床。

　　林婉莹所就读的小学，之前没有接收过寄宿生。为自己的孩子找到一张在城里的床，是家长当时的主要任务。

　　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家长将寄宿视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方法。自2006年以来，中央和地方陆续推行政策，使得各地农村学校在寄宿上实行全免费或给予寄宿生生活费补助，使得寄宿对一般家庭不构成经济负担。

　　在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学者李涛对四川的调研中发现，随着学校上移，如何能在寄宿学校中争得一个床位，变成了家长间资源和人脉的竞赛。

　　相比崭新的教学楼、标准的操场，很多学校对学生营养膳食、课余活动、心理辅导、卫生条件等方面的重视远远不够。

　　国家规定小学每50名学生、初中每百名学生应配备一名生活教师，而公益组织歌路营在调研中发现，小学阶段生活教师与住校生配比大约在1∶100左右。初中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对河北某地的调查结果是1∶336，部分地区是1∶700。

　　很多宿舍没有窗帘和储物柜；食堂的饭菜谈不上有营养，比起蛋奶，孩子们更爱吃辣条、方便面这些含添加剂的零食；许多宿舍的厕所用不了，也没有热水。有老师形象地总结：“闻味道就知道哪个是寄宿生。”

　　住校生“职业病”突出。有机构在湖南一地为农村寄宿生进行过一次体检，发现学生们得4种病的比例高：皮肤病、蛀牙、中耳炎、扁桃体炎——前两种病是因为卫生条件跟不上，后两种病则因为孩子们有个感冒发烧的都会硬扛过去。

　　还有寄宿生的睡眠问题。根据山西一所高校对800名中小学寄宿生的调查，中学生平均睡眠时间只有6.38个小时。而歌路营在重庆的调查也显示，寄宿生睡眠状况差，五分之一的孩子夜里容易醒。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学生郭磊大学毕业后拍了几部留守儿童的纪录片。有人说，这些片子不仅是献给留守儿童，也是纪念和致敬他自己的过去。

　　郭磊也是一名留守儿童。

　　初一他到镇里读中学。寄宿的一个寝室三四十人，上下铺连在一块。两个人一张床，疾病会互相传染，特别是皮肤病。冬天特别冷，洗头有凉水。洗澡，就是站外面洗。

　　初二郭磊去县里读书，一个年级十几个班，一个班110多人。上厕所都排长队。

　　心理盲区

　　阳光不好，屋子很潮，没有桌椅，床板吱吱呀呀地叫，宿舍门不太好，柜子门坏了也没人修。有一次宿舍灯泡坏了，孩子们不知道去哪儿报修。

　　林婉莹就读的初中是市里的重点中学。当时，12个初中女生挤在一间房间里。早上5点半左右起床，晚上10点左右熄灯，中间的所有时间，除了吃饭，就是乖乖坐在教室里。

　　开学时因为想家，有人会在宿舍里哭，林婉莹说她“习惯了”。可她的内心仍然渴望家人的陪伴。一次在上班主任的英语课时，林婉莹一直出神，对上课内容一问三不知。下课后她和老师说，爸妈回家了几天就走了。

　　林婉莹的经历并不特殊。四川泸州的魏冬回忆起自己的寄宿生活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期开学时，整个楼层的女孩子都在哭。

　　叶敬忠提到，寄宿让留守儿童和家庭造成了二次分离，原本父母外出的他们还有机会在爷爷奶奶怀中撒娇，但是因为寄宿，这样的温情时刻也被化解于无形。

　　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今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6）》中，提出“父母撩拨效应”这一说法。父母与孩子的每一次见面或联系，都是在唤起孩子的希望，但每次又不能让孩子得到充分的满足。

　　调查显示，由于“父母撩拨效应”，与父母每年见面3至4次及5至8次的学生的心理满意度既低于见面1至2次的学生，又低于见面9次及以上的学生。

　　一个叫小浩的9岁男孩，父母均在内蒙古自治区打工。当老师在讲解“九月九”节日由来的时候，小浩突然哭了，他说，父母来电话说，八月十五不能回家团聚了。

　　孩子的泪水也许是最不严重的后果。甚至有的“撩拨”“好意”成了压死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2014年1月20日，新京报曾报道，安徽望江县9岁的留守儿童小闯接到妈妈电话后，在厕所房梁上自缢身亡。他妈妈在电话中说，“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歌路营调研发现，在心理方面，65.7％的寄宿学生抑郁情况比较严重，是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近两倍。

　　“八年级现象”“初二现象”也成为很多留守儿童绕不过去的问题。

　　这种现象描述的是多数十三四岁、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孩子，叛逆、情绪易激动、易受外界影响、成绩两极分化严重、违规违纪频繁等，同时又具有可塑性、主动、追求独立等特点。

　　以学习成绩为例。八年级留守儿童上学迟到（49.8％）、逃学（8.7％）、对学习不感兴趣（67％）、听不懂老师讲课内容（86.3％）、遇到问题没人帮助 （68.4％）……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认为，厌学叛逆的青春期叠加留守使得“八年级现象”更为明显。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长期从事寄宿儿童陪伴工作的“驻校社工”夏小绕观察到，当孩子对学习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用恋爱填充单调的寄宿生活，甚至小学生也在“恋爱”。

　　林婉莹的初恋也在初二时到来。她觉得父母“迂腐、不懂我”，很少跟父母谈深层次的问题。与父母通话已变成她每周一次的“任务”。她最常听到父母说的就是 “少用点钱”。

　　在她心中，自己的朋友、男友比父母更亲。即便 “男朋友”只是一个互发短信、害羞地当面不跟对方多说话的同班同学。

　　但就此直接认为“寄宿会加重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是将寄宿的影响简单化了。在多位访谈对象中，很多人表示初中寄宿时跟同学玩得很开心、能抵消父母缺位。

　　张旭东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唯有八年级留守儿童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43.38％），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母亲。

　　他的研究表明，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锻炼了寄宿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变得更独立，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并缓解了其可能存在的不良情绪和心理问题。

　　在成长报告中，目前正处于寄宿生活中的留守学生有着更正向的自我描述：更独立，动手能力更强、更乐于助人。但是同时，他们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更低。

　　青春烦恼

　　初中来到市里，对林婉莹而言变化颇大。她是从这时才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不是所有人都没有父母在身边”。

　　那也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城乡差距”。城与乡，走读与住校，富与穷，折射在了她充满二元对立的描述中： “不住校有优越感”“住宿的都是乡下的，还是很听话的”“在学校里混的女生，都是市里面蛮有钱的，打扮就看得出来”。

　　“学校上移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分层。”叶敬忠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去不了县城的，才留在乡镇。”

　　小学时，虽然到了镇上寄宿，但是“小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初中时，到城市里的寄宿生给自己贴上了“外地乡下人”的标签。

　　初中阶段的农村留守寄宿生，尤其是初二、初三的留守学生，面临更大的学业压力，对成长、发展、未来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在思考的深度和复杂性方面大大超越了小学时期。

　　成长报告的数据展示：留守儿童随着年级增高出现了自我接纳下降的趋势；初二、初三的留守学生更缺乏生活目标；有近四成的初三学生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但是这个年龄，他们很难得到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即便在一些小事上，他们也会感到恐惧，无依无靠。起初几次回家时，林婉莹不敢坐公交车去客运站，怕坐过站。“说了你不信，超大的十字路口，我和车一起过的，紧张得忘了走人行道。”

　　老师作为孩子成长中的“重要他人”，对于这些感到缺乏家庭情感关照的留守寄宿生来说，更加重要。

　　初二那年，林婉莹的班主任换成了一位喜欢体罚学生的物理老师。这位老师曾在她不小心碰洒别人的牛奶、尴尬地笑了一下时，批评她“下作”。自此以后，讨厌他的林婉莹再也没听过物理课，初一那年刻苦追赶到班级第20名的成绩，也在初二一下子掉到了40多名。

　　发育的身体也困扰着这些没有父母陪伴的女寄宿生。比如林婉莹，因为胸部发育得比同龄女生更丰满，有一次在宿舍只穿了内衣时，一个室友说她“不知羞耻”“大胸难看”。

　　结果，班里人把这件事传开了，她感到难堪。那时她的男同桌还经常假装不小心去摸、碰她的身体。可在受委屈的时候，林婉莹还是很“怂”，不愿意向任何人求助，想办法自己解决。

　　她会做出反击。有一次，她抓住这个男生正在乱摸的手，抠掉他手上的冻疮伤口，让他流了不少血。但是，当不明真相的另一个同学问她为什么这样对他时，林婉莹回忆道，自己当时居然觉得自己做错了，还跑去医务室给他买创口贴。

　　当她说起这段经历的影响时，她提到，看男生，会觉得他们满脑子都是色情，不敢跟男生接触。在高中时，即使是班上公认的“小天使”班长，不看色情片的男生，向她借过的东西，她都觉得很脏，直接送给班长，拒绝收回。

　　但是这件事，她没求助过父母、老师，也没人跟她讲起过任何关于两性关系的话题。

　　管理独岛

　　一天晚上，镇上初中的两三个混混拿着棍子翻墙进了男生宿舍的院子里，让一屋子的小学男生给他们钱，还顺手拿走了林婉莹同班男生新买的一双耐克鞋。

　　这件事，她以“阴影”来形容。即便过了十几年，她也记得清楚，“反正带头的叫张五万。”

　　不过在林婉莹的记忆中，班上男生关系都不错，原因很简单，“老大已经确定了”。“老大”确定的过程有些戏剧化：初中的“混混”来找她们班后来的“老大”吃了个饭，被孩子们传开了，于是就确认了他没人敢惹的“老大”地位。

　　与林婉莹同班的一个女孩，被传有很多男朋友，结果被班上的另一个女生拉了一群人连打带骂。“婊子”“被人睡过”就是他们为这个女孩贴上的标签。

　　据林婉莹说，同宿舍里最受欺负的就是家里穷、学习不好的同学。有一个在班上成绩倒数的女孩，父母不在家，奶奶拾废品养她，于是有的孩子会当面摆出嫌弃的表情，不愿意跟她做同桌。

　　如果说女生间的欺负是软性的，男生间则衍生出了更具帮派色彩的小团体。学者李涛调研的四川一所九年制寄宿学校，就是这一问题的缩影。

　　最初同班同宿舍的编宿方式，学生由于彼此相互熟悉，更容易进行团体违纪行为，抽烟、打牌、喝酒、泡网吧，熄灯后长时间聊天，高年级小团伙欺负低年级小团伙等。

　　在李涛的调研中，小团体“兄弟帮”就是在初一时成立的，目的是为对抗当时高年级学生的欺负。他们曾跟初二的“流氓会”、初三的“霸王团”因睡觉打呼噜、抢热水等原因打过群架。

　　在学校注意到这种现象，打乱年级重新编排宿舍后，“兄弟帮”又吸纳了不少挨欺负的低年级学生。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谁不够义气，就会被踢出QQ群，视为退帮。

　　每一个成员都要服从帮里的“大计”安排——比如，把垃圾桶直接丢到学校外面去不拿回来了；故意打坏教室后门上的玻璃；把粉笔全部折断丢垃圾桶……这一切恶作剧的原因是班主任太苛刻了，“把我们当机器一样，我们要反抗”。

　　李涛曾对一个乡学校进行问卷调查，高达73％的学生在对“你对本校什么最不满意”一问题的回答时，写下了“摄像头”。

　　8个摄像头使这所寄宿学校几乎处于完全被监控的状态之下。少年会故意用行为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他总结，学校内部底层孩子在“垂直抗争”（对抗老师和学校）和“平行抗争”（对抗其他同辈群体和个体）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如兄弟帮、霸王团等底层孩子抱团取暖所形成的灰色次文化共同体，也对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悄然赋予了另外一种“英雄主义”的文化内涵。

　　还有一种现象是，老师赞扬谁，谁就会感受到“舆论压力”。一次班上拔河比赛，林婉莹不小心受伤了。老师在班上表扬她为班级负伤。被表扬的林婉莹却在同学那里“被嘘了”。老师到宿舍时问她伤口怎样了，也被同寝室的人理解为“蛮装，故意出风头，拿这个赢得老师好感”。

　　在李涛的调研中，甚至老师眼中的“乖学生”，为了不被同学排斥，也不得不做一些轻微违纪的行为。就在学校刚刚强调不准用热水浇树之后没过几天，平时一贯乖巧的一个学生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公然将热水浇到树下。

　　当然，宿舍里也有温情时刻。有一次林婉莹被人骂的时候，她的一个朋友站出来阻止骂人的女孩， “不许你这样说她”“如果你这样说，我们也别做朋友了”。

　　事情的结果是林婉莹收到了骂人者的道歉。这个小插曲，也让这位挺身而出的“女汉子”成了班级里的“人气王”。

　　还有一次停电了，老师点上了蜡烛，大家围成一圈，跟老师争论起“大雨滂沱”的读音。一个平时很调皮的学生也跑过来，加入到了这个圈中。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气氛，好像家。”她说。

　　但是更多时候，这些微妙的情绪和故事都止于学生群体内部。初中时，林婉莹的学校给男女宿舍各配了一个“生活老师”。但是，“其实就是一些中年大妈，一言不合就恐吓我们要告诉班主任扣分”。

　　她们并不具备科学的管理方法，也没有关爱留守儿童寄宿生心理的能力，反而要依靠教学体系中班主任的权威。但是，拥有“只管纪律和卫生”的生活老师，这样的配备已经是“高配”。

　　“父母将孩子放进学校就放心了，但是其实学校承担不了这么多责任。”张旭东说。乡村学校的老师面临教学和经济负担，生活老师和心理老师更是没有进入编制。“留守儿童是额外的工作。老师的管理是不出事。”

　　然而，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全部。就像林婉莹就读的镇子里面那所冲出学校围墙，打劫同镇小学生的“混混”们，学校内部的“帮派”也有蔓延到社会上的可能。

　　有两组数据值得深味。

　　一方面，31.7％的寄宿学生表示自己每月至少有2至3次被人欺负。留守儿童情况更糟，这一比例为36.3％。

　　另一方面，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尹建莉写文章指出，罗马尼亚曾在这方面犯过一个致命错误。

　　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陷入经济困顿、人口锐减的状态。政府鼓励生育，规定每个育龄妇女至少要生4个孩子，如果家庭无力承担这么多孩子的抚养责任，可以送孩子到政府出资的国家教养院，由工作人员集体抚养。该政策出台后，先后有6万多名婴儿一出生就被送进教养院，进行批量抚养。

　　这些孩子后来很多都出现行为异常，情感发育不良。他们不喜欢和人交流，无法形成对视和对话，独自坐在角落，对陌生人没有恐惧感，也没有沟通能力——这种情况，称之为“孤儿院现象”。

　　她说，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最好的寄宿学校也不能代替母亲。”

　　“孩子不是无知无觉、没有感情的土豆，可以随意集中，装筐装袋地归类存放。保障儿童和父母在一起，应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一切涉及儿童利益的社会问题都应在不影响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前提下去解决。”她指出。

　　寄宿在现有条件里，也许是最不坏的选择，但不应该是未来的方向。在有关部门的规划里，寄宿仍然将是改善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方式，甚至为他们建立一批寄宿制幼儿园。

　　在很多教育专家眼里，寄宿幼儿园、低龄寄宿是政府用心用力很猛但方向错误。

　　走向未来

　　“我不喜欢住校，厌倦了。”“住校没有私人空间，没有什么自由。”这是现已20岁的林婉莹心中的寄宿。

　　寄宿让她不得不坚强，不怎么依赖家人，让她“觉得其实很多事我可以做到的”。“看不惯娇生惯养的人。”她想了想又补上一句，“可能是嫉妒吧。”

　　“缺乏感”伴随着寄宿学生，尤其是留守儿童寄宿生的整个青春。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长坑小学在寄宿学校中被认为是成功的典型。这所学校条件不算好，没有大操场，学生多时也不能保证一人一铺，也同样没有经费聘用生活教师，或开展大规模的课外活动。

　　但在校长刘勇武看来，精神的富足能超越物质的匮乏。基于现有条件，他带领老师开发兴趣课程。比如吃饭，就可以让老师讲吃饭礼仪和营养搭配。

　　从开学开始，学校就让六年级学生住在一年级学生的上铺，尽量安排同村的高年级同学带新生熟悉环境，力求给他们心理上的安全感。

　　张旭东向记者介绍重庆某县的经验。那里由大学生村官组织孩子，对接重庆师范大学的资源，请大学生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带领孩子到市里表演。

　　此外，张旭东提到，政府应该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社工等专业力量，有效加强对寄宿制留守儿童的关爱。他还建议要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力度。

　　叶敬忠说，“教育上移，是彻底促进城市化的工具和手段。没有好的师资和条件，寄宿就像是把孩子放在一个地方管起来一样。可最重要的是孩子每天过得怎么样。”

　　林婉莹多次向记者提起一个没实现的愿望：“我特别向往小说里面三两成群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的样子，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

　　这份遗憾永远定格在她无法重新来过的成长期。她希望自己能改变像穿山甲般“缩起来”的性格，更“自信一些，勇敢一些，体谅别人一些，像所有女孩子一样会撒娇。”

　　她对未来也有“坚定的打算”：就算结婚，也绝不离开家乡，因为父母只有她一个孩子；就算当了妈妈，无论如何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