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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襄古道是古代从中原京都（西安、洛阳等）出发，向南经过襄阳、荆门，到达南方重镇荆州的道路，历史上称为夏路、周道、秦楚道、驰道、南北大道（南道、北道）、南方驿道（驿路）。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我国境内最重要的国道（官道）之一，是南北方之间最主要的陆路通道。 

{ 简介 }

荆襄古道是一条著名的文化古道，文化积淀深厚，五千年来承载着南北之间政治、军事、文化、商贸往来，历史风云，世事变迁。古道沿途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三国及关公文化的中心区，是南方文明、长江文明、江汉文明的核心地区。荆襄古道连接着鄂西北的襄阳、鄂中的荆门、鄂中南的荆州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串联起长江、汉江两大河流，长江中游平原、汉江中游平原两大平原，又伴有汉水——长江、汉水——杨水运河、汉水——夏水、沮漳河——长江（古代），汉江——江汉运河、汉江——引江济汉运河（现代）等通畅的水路交通体系。 

位于荆门境内的荆襄古道

{ 起源与发展 }

荆襄古道的主人，即最早的创立者，理所当然要归于生活在鄂西及江汉地区的原始先民。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期，这里沿袭着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这一脉相承的史前文化，其族属就是炎帝神农氏部落或者三苗、楚蛮、杨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走出了本地的原始小路，在与北方尧、舜、禹及诸华夏部族的接触、交往和冲突中，打通了南北之间的早期道路。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荆襄古道又称“夏路”，其实是“夏路”的一部分。楚人把从郢都（纪南城）向北到中原诸夏地区的道路称为夏路。一般以为，楚人南下以后，都于丹阳。丹阳初在豫西南丹水之阳的淅川，后南迁至今鄂西北南漳的荆山。在迁出荆山后，楚国的都城之名便易称为郢，此名一直使用至楚亡，凡都城都作某郢，如纪郢、鄢郢、鄀郢等。从楚国郢都（纪南城）出发，向北至今襄阳西的大道，这是楚人北上中原的夏路的最南一部分。

殷商时期，荆楚腹地是王朝最南的疆土。公元前十二世纪，约在商朝中后期，商高宗武丁在位期间，西南伐荆楚，其南部疆域抵达江汉地区的古云梦泽。武丁奋伐荆楚、拓土荆楚南下的通道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经南阳盆地——随枣走廊南下，再向东，直抵长江之滨，建立了著名的盘龙城（在今武汉市郊黄陂境）；或向西，渡过汉水，最终建立了权国（在今沙洋县马良境）。权国，这个最南的商朝方国前后存在了500余年，直至春秋时期才被楚武王所灭。这也就是说，江汉平原西部的道路，即早期的荆襄古道，主要是由权人开辟的。

荆襄古道又称周道。周朝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西周），疆域十分辽阔，在全国实行分封制治理。于是，从周武王统一天下时起，周公就开始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接着兴修洛邑通往各主要封国、重要地区的道路。这些由周东都洛邑通往各地的道路，史称周道。东周时，周天子迁都洛邑，其时又分成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当时，在楚国周围环绕着谷国、邓国、卢国、鄢国、罗国、权国、那国、鄀国等诸侯国。这些“南土”国家与周天子及与中原各国的往来，尤其是各国彼此之间的往来，使鄂西及江汉平原地区的往来道路逐渐建立、完善起来。楚与中原联系的主要通道就是荆襄古道——南襄隘道，即由今湖北荆州，经荆门，经襄阳，沿唐白河谷地北上至河南南阳的一条天然隘道。由南阳出方城北上，即连接上了纵横交织的中原交通网，可直达郑、晋等中原国家。出方城，济颖、汝而至郑，是楚延伸南襄隘道达于中原的主要线路。由水道白河折入鸭河后，可改换陆路沿鸭河河谷翻过伏牛山分水岭，再沿襄河河谷进入豫西伊、洛、汝诸水流域，到达周都洛邑（洛阳）。此即有名的“三鸭路”。由郑、周皆可通晋。由南阳出方城东行，线路如《鄂君启节》所示，直抵中原的许、郑。至战国时，楚国的车道东通齐鲁，南接吴越滇黔，西接秦陇，北达中原各地，四通八达。

荆襄古道在秦代又成为南方驰道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力推行郡县制，采取“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和巩固统一。其中，实行车同轨，就是修筑从首都咸阳到全国各地的驰道，也就是国道。驰道，应劭注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驰道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树一株，用铁锥夯打路基，路面平坦坚实。《汉书·贾山传》：“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湖之观毕至。”《惠氏春秋说》：“秦为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其中，从咸阳至南郡的驰道是全国仅次于到东方的道路之外的第二条重要的道路，也是到达南方最重要的道路。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开始大规模建设驰道，而且很快就实现了全国的连通。其重要措施就是利用六国旧有的道路加以整治、串联。南方政治中心南郡的交通枢纽地位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从南郡出发，北通秦汉时期的全国政治中心关中（咸阳、长安）、河洛（洛阳），西达巴蜀，南联湘赣，东因长江而通吴越以及于大海。

荆襄古道又称南北大道（南道、北道）。是指从汉代东、西二京西安（长安）、洛阳（洛邑）到南方的大道。随着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国家疆域范围的扩大，南北大道进一步向南延伸，荆襄古道由僻处南国、南土、南乡，一变为雄踞天下之中，成为沟通南方道路网的重要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唐代的交通以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为中心，通过驿站、邮亭向四方辐射，将全国各府、道、州、县连接起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路网。其中“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这条从长安至南都江陵的全国第二驿道，自长安越秦岭经商山路、襄荆路到达江陵。因为经过荆门境内，故常称“荆门道”，因为终点在荆州，故又称“荆州道。”唐代襄荆路驿道，不再是荆山东麓、漳河沿岸的故道，而是径由襄阳、宜城、乐乡城、长林（荆门）城、团林驿、观风驿、白碑驿，南下至江陵。 

北宋时，荆襄地区依旧是国家的腹心地带，吴蜀咽喉，川广贸迁之会。荆襄驿道仍然是国家转运物资的重要干线。有宋一代，荆州“控吴蜀之咽喉，兼襄汉之唇齿”，是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水陆中转站，也是著名的南北货物贸易中心。进出三峡的船只都要在此改装，换作适于大江或者峡江的深水船或者浅底船。苏轼诗云：“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欲问兴亡意，重城自古坚。”荆南还是国家重要的漕运中心，大量物资都要经此转运。当时水路是漕运的主力。此外，陆路转运也很重要。陆路运输一般用牲畜、车辆和人力，因而称作辇运，以有别于漕运。当时，陆路转运川蜀、广南、东南物资，绝大多数都要经过荆襄道中转至汴京。具体行走线路，一般先由水路或陆路运送至江陵，再由江陵经荆门运至襄阳，然后再由襄阳送至京师，或转送至陕西、河东沿边地区。

民国时期，修建了襄阳到荆州沙市的公路，襄沙路荆门县段北起大石山斑竹铺，南抵龙会桥接江陵县境，全长270华里，是5县中最长的一段。其中大石山至荆门城关段，低山连绵，丘陵起伏，蜿蜒崎岖，又有乐乡河、石桥驿河、南桥河、竹陂河等多条宽达三十多米的河流。荆门城南，关坡段山高坡陡，道路弯曲；至鸦陂铺，多冲地，塘堰甚多；至龙会桥段，水网密布，有新铺（埠）河、麻石桥河、砖桥河、龙会桥河等。因山地、河流众多，施工非常复杂，工程量十分浩大。至1924年4月，襄沙路耗费银元35万元，历时两年整，由鄂北门户襄阳至长江中游重要商贸中心沙市之间的汽车路——襄沙路建成通车。这是湖北省境内最早的公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襄沙路收归湖北省人民政府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襄沙路很快融入全国道路交通网，如今是207国道的重要一段。与此路平行，国家又修建了襄荆高速公路，将襄樊、荆门、荆州三个区域中心城市、三个交通枢纽紧密联系起来，如今已是国家骨干高速公路——二广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