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阳巷  

  沙市“商转工”时，从外地聘请了一批技术人员来沙，我就是从上海请来的，那时26岁。

    我13岁就在上海国华帆布厂当学徒工，上海解放时，已是一名能掌握全套帆布技术的技术工人。1952年7月，沙市天福海味号老板林福鼎、元盛生烟号老板罗贤智、天和公烟号老板谢文珊、同康烟号老板王绍周以及天福总管徐以钦等五人联合，派代表前往上海征聘技术人员，准备组建一家帆布厂。当时派去的代表是林福鼎的儿子林宏翔（现市标准局工程师）。

    宏翔到上海，先找胡文骏（当时是上海协成机械厂技术员、后任沙市三纺技师）。林宏翔为买帆布机曾多次到上海，胡同他打过不少交道。胡和我早就熟悉，经胡的介绍，林宏翔找到我，诚恳地向我提出邀请，我当即答应下来。

    没过几天，我说服了家人和亲朋，”乘坐夔门号客轮经过五天五夜的航行，来到了沙市。当时的沙市街道又窄又乱，成天灰蒙蒙的，较为完整的中山路用乱石铺成，同上海相比，有天壤之别。我到沙后，暂时住在徐以钦家里。此时，帆布机已从上海协成机械厂买回，寄放在沿江仓库里（今港务局附近）。由于仓库地势低，江水一涨，机器全泡在水里了。看到这一情景，我心里很着急，就去找工人代表刘熙和（后任床单总厂分厂厂长）、何智仁（今棉织厂供销科长）。我谈到：“三反”、“五反”后，市工商局派人追回了一些资本家偷税漏税的款子，这些人便以此为借口，说是没有钱再投资建厂；有的则以没有地盘建厂房而抗拒“商转工”。泡在水里的机器又在锈蚀，像这样办工业，几时才能办得起来呢？刘熙和与何智仁听后即向市工商局长孔祥和夏映，孔局长又找资本家们谈话。可又过了三个日，厂房仍然无着落，我实在看不惯，强烈要求回上海。

    听说我要回去，谢文珊劝我道：  “老王，不要急，建厂的事慢慢来嘛l”其他几个店老板也来劝我，但我坚持要回去。他们见我态度坚就商定了一个意见，并由徐以钦转告我：  “回去可以，但我们不解除关系，你仍然是我们聘请的人。厂终究是要办的，只是有一些物资如电器材料还没有办齐。你回上海后，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购买这些物资，还希望你在上海帮助我们物色几个技术熟练的安装工。”我满口答应后，就返回了上海。

    我回沪后，经沙市市政府出面，将建沙帆布厂的厂址选定在富阳巷普仰寺内（今棉织厂处），存放在沿江仓库的设备也陆续运进厂。不久，先我赴沙的胡文骏写信给我，介绍了建沙帆布厂如筹办情况，并催我赶快到沙市来。

   1953年，我带着协成机械厂的五名安装工（均为20多岁的男青年）来到沙市。就住在普仰寺内一间平房里面，同我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从市里派来厂任党支部书记的张文忠同志。

    此时，庙里的僧人在政府的动员下，已经搬走，我们便着手清理殿堂、搬运机器。干完白天，晚饭后再接着干。我和胡文骏更是脚手不停地筹划车间布局，指挥安装。开始，我们的机器是沿着庙中央的千手观音成圆圈摆放的，后来觉得在众多的机器中，赫然立着观音菩萨像，实在不雅，便决定将观音像搬运到章华寺。搬运那天，善男信女们纷纷点上香烛，跪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为其“送行”。

    为了帮助工人尽快熟悉设备，掌握操作方法，在那些日子里，我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手把手地教工人操作。我还主动提出每晚给工人上课，由我教操作规程、胡文骏教机械原理。这条建议被采纳后，不仅节约了大量培训费，而且使工人很快掌握了生产技术。

    我到沙市后，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各方面关心。来沙前，曾对家里人许诺：“等过了五年之后，我再回来接你们！”但来沙不久，有家书自上海来，说孩子大了，经常吵着要爸爸。看着信，我的眼睛湿润了：  “孩子需要父爱，我何尝不想有个温暖的家呢？”这件事被在我厂蹲点的市总工会主席张国辉同志知道了，他对我说，“老王，把你的爱人和孩子接来吧！”1954年2月，我爱人和孩子也转到沙市，从此我们一家就在沙市落籍了。

（转自1989.6《沙市文史资料》第五辑/王根昌，曾任沙市第三棉纺织厂副厂长、沙市市丝织厂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