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7年1月25日
采访地点：台北《湖北文献》杂志社
采访对象：汪大华（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湖北同乡会常务董事、湖北文献社社长）
作者：周良成（媒体人、电台记者，曾获湖北新闻奖一等奖。创作有《良辰游记》、《听说》、《白话沙市志略》等著作）

 

【作者周良成（中）与汪大华先生（右）、李庆安①女士（左）摄于台北】

 

“我原先也曾经担任过几个重要的刊物的编辑工作，在早年的时候。

我编辑的第一个刊物是，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学生时代编辑的刊物，叫《台大思潮》。然后编辑过一个刊物叫《革命思想》，以宣扬“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刊物。然后编过一个刊物叫《自由青年》，是国民党以青年为对象的一个刊物。然后编过国民党的机关刊物，叫做《中央月刊》，就相当于你们的《红旗》一样。所以我在这方面很有一些历史的经验，因此我从党部退下来之后，我们前面的发行人刘先云（音）先生，他是大冶人，让我来接手，我就义不容辞，接手到现在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了。

“基本上这个刊物是非常艰苦的在经营，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公权力的奥援，经济奥援，完全靠同乡们自筹经费，捐助。

最早靠在台湾的乡亲，自掏腰包，慷慨解囊来做。也有一些订户，但是不算是很多。我接手以后，因缘际会，两岸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我们就用这个刊物作为平台，跟家乡，跟湖北的家乡，很多文史单位做了交流。比如说：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方志馆，还有各所大学，如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江汉大学等，我们也进行很多文化的交流。所以这个刊物，就变成了，不只是在台湾的湖北乡亲们来看的刊物，也得到了大陆乡亲、文化界、和领导方面的重视。

谈顺利，几乎是中间又经过了许多的艰苦奋斗，第一个，我们很能够自我安慰的，始终、坚持按期出版，从不拖期，因为我们是一个民间的刊物，没有很多的条件、资源、人力，完全靠大家义务工作，能够顺利按期出版，就是一个最大的坚持。

“这一点，我们比起其他各省所办的、类似性质的刊物，其他各省也叫《文献》，但是他们都断断续续的，偶尔出版，那就是中间中断了，或者不了了之了，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五十年一直坚持始终如一，这是我们最大的自我安慰。

各省都有各省的特别的、个别因素吧，我们也不好讲清了。我估计，大约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时代的久远了，下一代的子孙，对于自己家乡的认同感，慢慢的稀少淡薄了，因此关注度，就不像早一代的人，对他自己的家乡，那么关注，那么有感情，那么愿意去探讨；再其次，就是你编辑一个刊物，第一个是人力，第二个是财力。假如没有人力来做这个事情，你很难以为继，或者虽然有人来做，但是没有财力来支持，这个刊物也难出版，我猜想是这两个原因。

“也帮他们惋惜，也很无奈。因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总是觉得历史的记载，是未来的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让你的子孙追本溯源也好，或者是经验的传承也好，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前三十五年，基本上是以静态的编辑、出版，内容着重于早期来台湾的湖北人，自己亲身亲历，辛亥革命，以及抗战，这两段历史亲历者的自我回忆，或者所见所思所闻的记述为主，主要的稿源是来于这些方面。写文章的人，多半是从大陆到台湾来的湖北人所写的，后来，这些人慢慢的凋零了，写稿子的人也慢慢的少了。我接手的时候，写这方面文章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我面临着，开拓大陆的作家，他们也主动愿意，提供他们的作品在我们这边发表，让我们台湾的乡亲来分享。

 

“困难”两个字我不觉得有，因为每件事都有困难，关键是如何去努力克服它。我常常是一个点子出来了，我就必须要把我这个点子付诸实践。来克服这许多，要实现我这个企图心的条件，要把它们克服掉。这是困难之所在，但是由于自己的坚持，由于大家的帮忙，所以最后终于能够，一步一步的走过去，一步一步的克服，一步一步的达到我所预期的目标。

比如说，武汉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我要在台湾办一个活动。在湖北办武汉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七十周年，那是轻而易举，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在台湾办，那就是一个困难的所在，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大众没有什么太大的历史认知，在台湾的下一代的湖北乡亲，也所知有限，也感兴趣的不多。但是我坚持要在台湾办！我还记得当我谈起这个构想的时候，是六十周年，湖北大学办武汉保卫战【笔者注：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11日－10月27日，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我《湖北文献》作为共同主办单位。七十周年的时候，我预料到他们也要再邀请我，于是我想到要在台湾也办一个。

 

武汉办是在（2008年）10月26日，是日本进城的那天来办的。【笔者注：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25日，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推进到了汉口近郊，与中国军队留下作象征性抵抗的第545旅在戴家山(今岱家山)附近发生激烈战斗。晚6时，戴家山失陷，10时，日军先头部队第11军第6师团第23联队率先进入汉口城区。10月26日凌晨5时，日军第11军波田支队从宾阳门突入武昌。10月27日午后，日军第15师团的第60联队占领汉阳。】我就提早在9月18号在台湾办，因为9月18号，是七年以后，日本人在武汉向我们投降的，我们受降的那一天，来举办，所以注重了这个时间点，来彰显它的历史意义。【笔者注：1945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指定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接收武汉等地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纪念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张公祠设立受降堂，孙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

 

 “但是在台湾办，第一，我要它办成一个活动，第二，我要把它办成一个学术研讨会。

一方面我要邀请大陆的学者专家来参加，我记得当时有湖北省文史馆，以及江汉大学，总共来了二十位学者、专家。另一方面，台湾要请，相关的学者，写、提供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在大陆找很容易，但是在台湾找，要找谁写？写什么样的题目？最终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我们有五篇学术论文，台湾的学者、专家写的。第三，我是上午办纪念活动，下午办学术研讨会。

纪念活动，我是请了许力龙（音）先生，来当主持。他虽然没有参加武汉保卫战，但是他毕竟是在早一辈的军人中，对中华民国抗战历史有了解和比较深入的研究。请了陈诚先生的公子陈礼安（音）做专题演讲，陈诚先生是六战区司令长官，对湖北抗战很有贡献。另外邀请，海陆空三位，曾经在武汉保卫战前后，曾经参与过的人，现在在台湾的，现身说法。一个是陆军的朱先生，武汉保卫战时他是副营长，宜昌保卫战的时候他是团长，浙江人，后来在台湾升为中将，我请他来演讲，现身说法。空军方面，我请了一位徐中央（音），这位徐先生，武汉保卫战的时候，他是空军学兵，还是当兵的身份，但是在空军见习，驻扎在汉口机场，请他来演讲。海军方面，请了一位中山舰，在金口沉没的时候，当时他是舰上的弟兄。中山舰当时沉没的时候，只有25人被救起来，他是这25人中的一个，其他人全部牺牲了，后来他到台湾当了海军中将。【笔者注：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1910年清政府向日本三菱长崎造船所订购的，1913年完工返国，被编入北洋政府海军。“中山”舰虽然吨位不大，但却以它特有的历史而成为名舰：1915－1916年，“永丰”舰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参加了护国讨袁运动，首创义举，随后它又经历过“护法运动”、“东征平叛”、“孙中山蒙难”、“中山舰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于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中被日军击沉于今天的武汉市江夏区金口水域。】

我们请他来演讲，他也答应了，不过很遗憾，老人家年纪大了，健忘，最后那一天，他忘了，他到日本去了。我们等他，一等不到，两等不到。但他跟我们题了字，来表达他对武汉保卫战的追悼和回忆。所以当时来围绕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相当的艰苦、困难，最后都被我克服了，把它实现了。下午就有两岸的学者，大家提论文的事，交流研讨。

“我主要是要让下一代的湖北人，特别是在台湾的湖北人，能够认识自己的家乡，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自己中华民族过去艰苦奋斗的精神。 

 

 五十年前，《湖北文献》创刊的时候，目标读者是就是当时在台湾的湖北人，联系湖北乡亲的感情。我不是最早参与的，据我所听到的消息，当时他们是心在家乡，两岸隔绝，他们希望办一份刊物，来对家乡有一些回馈。最早他们想办的叫《湖北建设》，那时候台湾这边喊“反攻大陆”，希望有一天反攻大陆，再把湖北建设起来。后来，就是你们沙市人张知本先生说，“你们这些孩子，胆子太大了，你凭什么谈湖北建设啊？”台湾没有这个条件去谈嘛，对不对？所以最后才改名叫《湖北文献》，“文献”主要的意义就是湖北人，写湖北的事，传承湖北的文化。

我出生也晚，我没有与张知本先生有过直接的互动，因为他比年长很多，老前辈。听比我年长的，当年《湖北文献》的一些朋友们讲，他对《湖北文献》，非常的鼓励。

《湖北文献》的创立是当时的一些年轻人，比我年长的这些年轻人，所发起的，要办一个刊物。

办刊物，就想到，自己大家都很年轻，未必有这个号召力和影响力，因此就向这些大佬级的人士请益，第一就请益到了张知本先生，张知本先生那时快九十岁了。要请张知本先生出来领导，张知本先生说，“我这么大的年龄了，没有这么大的精力出来领导呀，但是我给予你们鼓励！”这是第一点建议。第二建议，我刚才说过的，当时这些年轻人想办的刊物叫《湖北建设》，年轻人，大家雄心万丈，当时叫“反攻大陆”，反攻大陆后，回去重建家乡，所以想把刊物定位为“湖北建设”。张知本先生就说：“你们这些人，没有想清楚，你凭什么条件去谈‘湖北建设’，去研究‘湖北建设’？你在台湾没有这个资源，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知识，所以劝你们要比较务实一点。”，所以后来就创办了这个刊物，定名叫《湖北文献》，那么这些大佬，包括张知本先生，他们都对《湖北文献》提出肯定和鼓励，给予这些年轻人，很多精神的力量，让他们尝试来干，这是张知本先生对《湖北文献》最大的贡献。假如没有他当时的鼓励，说不定那些年轻人，就想一想，就不了了之了，就没有坚持下去了。

第一任社长叫做万耀煌（音），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当过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政府主席，他应该是我父亲的长官辈。第二任是刘先云（音）先生，发行人兼社长，刘先云（音）是我父亲的朋友辈，我的长辈，我要喊他刘伯伯。是他当发行人，要我当社长。十五年前，我刚接手，当时的读者还都是老一辈的湖北乡亲。当时，我的前任社长也没有特别跟我交代什么，我也只是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大家慢慢努力去做嘛。

 

“这五十年来，杂志的经费都是靠湖北同乡们捐助，我们用得很省，不是商业性质的刊物，但是必要的开支还是要用啊，非钱莫办啊。

 

 

我们这几个湖北人，最恼火我的一点，就是我每提一个企图心，就要做，那他们就一声说“那钱呢？”钱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当初接办《湖北文献》的时候，我有一个堂兄，他比我年长，他是《湖北文献》的最早的创办人之一，要我接办，我当时就是考虑经费问题不能够解决，很难办下去。

他当时鼓励我一句话，他说“国父革命，不是先有银行，后才革命的；先革命，后才有银行的！”，我们叫“国父”，你们叫“孙中山先生”，所以我才鼓足勇气来办。当我每办一件事情，他一旦问我“你钱在哪里？”，我说“钱，我去找”，他说“我现在就要用钱，没有钱办不起来嘛”。钱是相对性的，对有钱人来讲，这是小钱，但是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讲，一文也是大钱啊。对于需要钱的人来讲，一文也是大钱，对于不需要钱的人来讲，一文也是多余的钱啊。对于有钱人来讲，钱是一个数字，多一个零，少一个零，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嘛。但是对于需要钱的人，多一张钞票，或少一张钞票，就关系到你的未来，和现实的困难。办刊物也是一样，但是，我还是一步一步去克服。
 
“这十五年来，我没有想到过放弃，但是，我现在希望传承下去，不能老是我在干这份工作。

我担忧的是台湾的读者越来越少，因为我的目标就是在台湾的湖北人，是一个小众型的刊物。来台湾的湖北人人数没有正式的统计，而且湖北人的概念现在越来越淡漠了，因为自从这边去中国化的教育后，下一代子孙对于湖北这两个字就不太认知了。因此我所要求的就是，希望能够教育在台湾的下一代子孙，能够寻根问祖，知道你祖先的所在，知道你祖先的文化所在，这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之一。

 

“《湖北文献》在两岸关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台湾来讲，是台湾乡亲一个共同的精神文化资产，在两岸来讲，我希望成为两岸乡亲思想、感情、文化交流的平台，借这个刊物，大家做一些深度的、感情的、文化的、思想的交流。

我的第一个尝试，是办了很多的学术研讨会，与湖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有很多的合作，或者邀请他们来，或者我们应邀去他们那边。第二个，我们在湖北省各高校，从2008年开始，办理论文奖学金，硕士班、博士班学生，请他们写论文，在我们希望的范围内，最优的提供奖学金，今年办了第十届了。第三个就是在台湾，邀请到台湾来念书的湖北同学，来办联谊座谈。

现在有很多大陆的作家，经常在《湖北文献》上发表文章，比例越来越多了，而台湾本地的文章比较少了，因为台湾老一辈的都日益凋零了，写文章的不是很多了。以前主要是辛亥革命和抗战，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亲身、亲历、亲见、亲闻，记忆的第一手资料，比较有历史性意义的。

我们从第一期到第两百期都有合订本，更重要的是，去年北京大学，主动的通过关系，要求我们提供我们的全部资料，纳入他们的文章资料库，我们也把它制作好了数位化的光碟，从第一期创刊号到第两百期，我们捐赠给许多文化单位、学术单位，典藏、研究。这次我们创刊五十周年，在大陆，提供给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方志馆、武汉方志馆、武汉文史馆、武汉图书馆、湖北图书馆，以及各高校。 

 

 “这次数位化，也是突破万难的，也是因缘际巧的，大概两年以前，我们的一位委员就提议，我们要把它数位化。

我们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不知如何去数位化的时候，正好是北京大学找到我们了，当然北京大学找到我们，也是对我们的肯定。因为全国各地在台湾都办“文献”，但是北京大学独独找上《湖北文献》，要跟我们的合作，要把它数位化，这也是对我们的肯定。当时心情很高兴，我们马上慨然同意。

读者想要阅读《湖北文献》一般是订阅，或者去图书馆查阅，我们向湖北省政协、湖北省图书馆，还有几个大学都有我们全部的资料。

《湖北文献》向互联网转型，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现在只有这么几个人，而且带有义工性质。一定要有相当大的经济资源，才能够提供工作条件，才能够吸引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来参加，目前来看比较困难。

对于在台湾的湖北人的子孙，我希望他们看《湖北文献》，希望他们通过这个刊物，来认识自己的家园，认识自己祖先，我说我们是寻根认祖最佳读物，但是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不敢讲。因为大的环境是这个样子，年轻人各有天地，各有接触的一个环境，所以他怎么样愿意怀念他自己的家乡，他父母的家乡。

 

“问他是哪里人？“我父亲是湖北人”，或者“我母亲是湖北人”，他没说“我是湖北人”。这是很无奈的事情，这是现实。
 
这个在历史上也是一种必然的，因为是流动的，我们常讲的苏东坡是哪里人？四川眉县人，但是苏东坡父子三个，离开眉县后，都没回去过。我们看魏晋南北朝时代，很多江北人到江南地区，有的人怀念家乡，因此高举义旗，要回到自己家乡。有的人久而久之，他乡即故乡，我就在江南定居，我就是江南人啊，哪里会讲我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诸葛亮是哪里人？诸葛亮是山东琅琊人，诸葛亮从来没有回琅琊去，先到湖北，后来他子孙是在四川。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无奈的事情，所以也不能责怪这些年轻人，说你怎么能够没有一点点传统观念。

我也曾经零几年的时候，我到云南，接触到云南一个州的政协副主席，祖籍是上海人，他是当年知青下乡的时候，到云南的，并且我问他，“你到云南多少年啊？”他说43年，我说“有没有回上海去过啊？”他说没有。他在云南结婚生子，就变成云南人了，我说你跟我到台湾差不多啊，我到台湾五十几年啊，也差不多了嘛，现在六十几年了。所以这是历史的无奈，也不能责怪我们的子孙为什么不肯回去。
 
“我第一次回家乡，我已经上路了，我的媳妇还打电话给我，“千万不要回去”，因为不知道家乡是一个怎么样落后，怕我回去有任何的不愉快，或者危险等等。但是于我呢？因为我是在家乡待过，住过，所以我有历史的感情，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应该回去。

但是我弟弟只比我小三岁，我弟弟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回家乡去过，我要他回去他都不去，我要他回蕲春去，他都不去。因人而异的，因为他没有感情的，只晓得我是湖北人。他从小没有在湖北待过、住过，而我从小在湖北住过几年。他是跟着我父亲在前方作战，我跟他同时来台湾的。但是抗战期间，我父亲在江西、湖南作战，我母亲跟着部队走，我弟弟是跟着我母亲，我是跟着我祖母在家乡。所以我对家乡有感情，他对家乡没有感情。我是1949年到台湾，十五岁来台湾。

当时回到蕲春老家时，有乡音，但是有些吐字、方言，自己已经记不起来，也不会讲了，忘了。我有口音，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的口音很杂，有南京人说我有南京口音，因为我在南京念过初中，跟南京学生在一起。因为我家乡靠近安徽，有人说我有安徽口音。我碰到南京人，他问我是不是南京人，我说不是啊，他说那你怎么有南京口音呢？就像你们在台湾久了，会有台味国语。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有这个背景的才能够理解，没有这个背景的都不会受感动，有这个背景经验的才能够理解，我就有这个背景经验。

我回大陆的时候，是1998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参加湖北大学办的武汉抗战六十周年研讨会，办完了我就回家乡一趟。

对于在大陆的《湖北文献》的读者，我们没有去做调查，统计，究竟这些读者群有多少，我不知道，或者说他们的反应如何我敢讲。不过我很引以为慰的，当我在大陆常常碰到有人，我不认识的人，人家认识我，人家过来跟我打招呼，“我看过《湖北文献》”，或者“我知道你”。

我们希望大陆的学者专家，在共同认知，同一个目标之下，继续为我们提供稿件。最重要的，没有稿件，办不成刊物。有了他们的好的稿件，自然就会吸引，多方面的年轻读者群。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书联网（音），说可以代作者查阅《湖北文献》的资料，每页收费人民币一毛，换句话说，有读者需求，他才做这个服务嘛。第二个，我在网络上看到，台湾有一个二手书买卖，有一家书店提供《湖北文献》有哪几期的书，每一本收费新台币两百多块，比我们卖的要贵一倍以上，增值了，换句话说，有这个需求，才有人提供供应嘛，这对我来讲很大的安慰。

 

“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有一天他过来，我不认识，他来找我。他说，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交代他一件事情，“我家里的东西你什么都可以丢掉，但是《湖北文献》你不能丢掉。”他父亲是从大陆过来的湖北人，所以他就来看一看《湖北文献》，就为这么一个事情，他来找我，所以我后来请他担任我的税务委员，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第二个，两岸交流，有很多湖北同乡来，有一次有一个湖北团到了屏东，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湖北人七嘴八舌，声音很大，有一个老人家听到湖北口音，他问“你们是从湖北来的吗？等等，等等，我要送你一个东西”，他就跑回家去，拿了一本《湖北文献》给他，这本刊物送你们看，他是湖北人，这对我的鼓励很大，这个意义很大，他是借这本《湖北文献》，来联系两岸的乡亲，证明我也是湖北人，你也是湖北人，我有一本书要送给你们看，送给来台湾交流的参访团来看，这对我来讲，意义也很大，很感动！

还有，《湖北文献》早年有一位作家，是湖北人，叫朱介凡（音），我没有见过他，我编刊物的时候，他还写稿子。他写了很多有关湖北民俗的文学，民俗的研究，我们一般都是讲文献，都是讲官方的东西，民俗很少有人去研究。
 
“《诗经》分为“风、雅、颂”，“雅”和“颂”固然是《诗经》里面重要的篇章，“风”也是《诗经》里面很重要的篇章，叫做“采风”。朱介凡（音）所写的“九头鸟”的一篇考据文章，我看到大陆的一些学者，多次引用，他的文章，来阐释“九头鸟”这件事情，足见他的一些文章，很有他的意义和受到肯定，这也是对我们办刊物的人，最大的安慰。 

 

 对于“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话，我所知道的也是历史的、别人的传说，因为张居正，张居正也是你们荆州人，故事传说围绕着他而来。也有人认为是贬义，但是我作为湖北人，我就认为是褒义。湖北人的性格有好有坏，任何人的性格都有好有坏。湖北人敢为天下先，为好的性格。然后有长江文化、凤凰文化，楚文化，跟黄河的龙文化，并驾齐驱，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内涵，黄河、长江缺一不可嘛，这也是我们湖北人最大的光荣所在。
 
湖北荆州是楚文化的发源地，荆州我只去过两次，都不是为荆州而去，都是顺道参访。所以我两次登荆州古城，进了荆州博物馆，看了战国时期的衣服、丝绸，然后到了刘作忠先生家里去拜访他。印象荆州就是一个文化古城，因为走马看花，没有深入研究，刘作忠先生家是在沙市，很多书籍。我非常愿意就三国文化、楚文化的发扬、研究，与荆州有关单位合作，我们作为合作单位，共同努力。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传承荆楚文化，发扬荆楚文化，但是我们自己的条件有限，能做多少，尽量去做。我们主要是以静态的刊物出版为主，动态的活动为辅，我办刊物向来有一个意见，动态与静态要结合起来，纯粹的文字性的东西我觉得不够，要深化、活化内容的话，一定要办一些相关的活动，来充实内涵，活泼你的内容和版面，这是我对办刊的一些经验。

 

“我想啊，我晓得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想把这个刊物变成世界性的湖北人的刊物，但是想想而已，条件不够。

我曾经接触到一位作家，他本身不是湖北人，他说他认识一位马来西亚的湖北华侨，写文章。我说你跟我介绍，我请他写文章，我要请他写湖北人在马来西亚活动的信息，这是我的野心啊，但是想想而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为事实，没有办法去努力突破。世界各地都有华人，华人中一定很多地方有湖北人。比如美国就有很多，湖北商会啊，湖北人，对不对？不过，我觉得办成世界性的《湖北文献》，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本身还要经过很多努力和突破，现在为止只是想想而已了。除非是将来有很多有志之士来参加，来拓展，才可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妄想，和野心吧。现在有西班牙的华侨投稿过来，也许有一天能够实现，能够做多少算多少。

 

①【李庆安，女，1959年1月17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原籍湖北省武汉市，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曾获美国马里兰大学传播学硕士学位，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学士，1984年进入华视，曾任《华视夜间新闻》主播。1993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担任主持人。1994年当选台北市议员，1998年起连任多届“立法委员”，前亲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言语上被认为较为单刀直入，但善于塑造媒体形象，在被发现拥有美国国籍后，仍旧继续担任“立法委员”多时始辞职。】 

 

---

 

2017年1月25日采访于台北《湖北文献》杂志社

2017年2月25日记于沙市